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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年⑬ | 顾维钧:舌战巴黎的青年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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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1919年1月23日,外交总长陆徵祥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不将山东问题提出”的消息。

对德宣战后,北洋政府并未直接派兵参战,但根据英法协议,招募大批华工运往法国前线。图为华工登船远赴欧洲。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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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1919年1月24日,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关于日外相宣言按照中日条约将青岛交还”的电报。

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召开大会庆祝一战胜利,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盛大的中外军队阅兵式,并鸣礼炮108响。图为太和殿阅兵现场。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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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29日,外交总长陆徵祥从法国巴黎致电国内,报告“顾使在和会陈述山东问题,各国代表均表示美意”。

1918年12月25日,顾维钧从巴黎报告“晤美全权代表谈中国事”之电文。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顾维钧——舌战巴黎的青年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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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唐启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1919年1月29日,外交总长陆徵祥要求“提交中日各项密约案、损失赔偿案、杂件案”的电报原件。

1918年12月30日,驻美公使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美国与会全权代表探询中国对于蒙古、东三省及山东各问题所抱宗旨。

“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中国学生各组织、华侨代表等,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顾维钧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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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1888-1985)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是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当时他是驻美公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第三号全权,在巴黎为“山东问题”与日本代表团激烈交锋。就因为1919年4月下旬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引爆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主要要求,结果让经手山东问题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下台,更直接促成中国在巴黎和会拒绝签署对德凡尔赛和约。可以说,五四运动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密切相关,顾维钧在和会参与了山东问题辩论,也对拒签和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堪称五四运动期间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键人物。

1919年1月29日,外交总长陆徵祥要求“提交中日各项密约案、损失赔偿案、杂件案”的电报原件。

1918年12月30日,驻美公使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美国与会全权代表探询中国对于蒙古、东三省及山东各问题所抱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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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顾维钧

1919年2月2日,外交总长陆徵祥报告“顾使在和会要求直接归还胶澳宣言之要旨及与日本牧野辩论之言词”之电文原件。

巴黎和会会场所在地凡尔赛宫部分宫殿内景。

时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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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驻美大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第三号全权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五卷《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1914-1929)》,任银睦、柳宾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日本侵华图志》共二十五卷,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宪文主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1919年1月18日,战胜的协约国集团在法国巴黎召开解决战后事宜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图为巴黎和会召开时的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

地点: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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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问题之起源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自左至右分别为王正廷、陆微祥、顾维钧。

1914年夏欧战爆发,中国即宣布中立。不久日本对德国宣战,并借道山东进攻青岛,要求中国划出广大战区。北洋政府努力缩小战区范围,日本不愿遵守,越区占领胶济铁路沿线车站,严重破坏中国之中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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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第一号即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与各项利权,袁世凯政府努力周旋交涉,最后在5月25日签署两个条约并作13件换文。其中《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议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此即所谓“山东问题”法理争议之起源。

以上图文选自《日本侵华图志》第五卷《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1914-1929)》,任银睦、柳宾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日本侵华图志》共二十五卷,南京大学资深荣誉教授张宪文主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袁世凯过世后,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段祺瑞于1917年7月平定张勋复辟,8月,一方面对德宣战,以争取和会入场券。一方面与日本交好,于1917年秋冬起大举对日借款(即所谓“西原借款”),订立一连串协定与合同,取得借款编练参战军,准备对西南遂行武力统一。由于未经国会批准也未公布,一般称之为“中日密约”。

五四时期喧腾一时之所谓“中日密约”,主要指1918年9月24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关于济顺高徐二铁路、满蒙四路、解决山东悬案等三事的换文,以及28日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署之有关济顺高徐铁路及满蒙四铁路两个预备合同。尤其山东问题换文中章宗祥复函:“欣然同意日本政府之提议”几个字,广为国人所知,恶名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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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

一般认为,1915年之中日新约可以说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之下签署的,国际法上的效力有争议,加以后来中国对德宣战,可以引用情势变迁原则主张该约无效。但是1918年的中日换文及合同,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订,内容与山东铁路权益相关,可以解释为中国政府参战后仍然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原来在山东的权益,此与后来巴黎和会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外交失败密切相关。然而,此“中日密约”签署及换文时,北洋政府与日本关系良好,相信依赖日本政府将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之承诺,并未准备在战后和会中提出山东问题。

顾维钧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博士,精通国际法,对山东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于1915年秋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以28岁之英年,向威尔逊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成为华盛顿外交团中最年轻的一员。顾氏不断建议北洋政府拉拢美国抵制日本之在华扩张,迨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北洋政府不久也对德奥宣战。1918年底欧战停火,协约列强准备召开巴黎和会,顾氏建议北洋政府采“联美制日”外交方针,并受命与美国政府联系,对具体促成中美在巴黎和会联手对抗日本,居功厥伟。

顾氏于1918年底,与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共同被外交总长兼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派遣为和会中国代表团先遣部队,顾氏遂先行与美国代表团同船抵达巴黎。陆徵祥到达巴黎之后,确定“联美制日”外交方针,决定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及废除“二十一条”,顾氏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国务卿兰辛等保持畅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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