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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经营西康

一个遥远的独立王国“二刘大战”以刘文辉的惨败宣告结束,他带着残兵败将向西溃退,一直退到雅安。面对一望无涯的苍茫草原,心里头浮起了从未有过的凄凉。夫人杨蕴光见此情景,也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她吩咐人备好轿车,去成都找刘湘说理。见面的第一句话十分不客气:“你到底要把你幺爸赶到什么地方去?”刘湘连忙赔笑脸,嘴上唯唯诺诺。杨蕴光继续追问,刘湘终于说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幺爸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只是想压一压他的气焰。既然婶婶出面说话,那就让幺爸在雅安待着吧。”刘湘的言外之意,是再不会穷追猛打赶尽杀绝了。有了刘湘这句话,杨蕴光才放心地回到了雅安。
雅安位于成都和康定之间,是刘文辉当年进入西康省的第一站。早先要问鼎中原的勃勃野心,一夜之间全化作了泡沫,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情景:“处境最艰,朝不保夕”。
1933年10月底,刘文辉初步在西康站稳脚跟,首先将第二十四军所剩的两万多残兵整编成两个师,他自己兼任第一师师长,辖刘元塘、刘元琮两个旅;原副军长向育仁兼任第二师师长,辖徐光普、李玉书两个旅。另外委任刘玉章为西昌地区屯垦司令,唐英为隶属屯垦司令。就这样拼凑起了一个军政班子,准备在西康这块荒僻的土地上继续惨淡经营。
西康建省,明末清初就有倡议,但一直未能实行。建省前的西康,原指今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地区这一片,最初叫作“川边”,清朝时属四川建昌道管辖。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建昌道道员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建议,把川边各土司、呼图克图等管辖地区改设县治,划为行省。1907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积极推进改土归流,将全区划为两个道、四个府、十个县,奏请清廷建省,并为这个拟议的行省取名“西康”。“康”指原地名,“西”指在国家版图之西。西康省辖境东起打箭炉,西至丹达山顶止,计3000余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宁,计4000余里。然而这个报告清廷还没来得及审议,辛亥革命暴发,大清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后,这个地区被划为川边特别区,也叫西康特别区。1912年,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时,将赵尔丰所设道府州县及委员管区通统改为县,一共有29个县。此后,张毅、刘锐恒、殷承献、陈遐龄等相继担任川边镇守使,在此期间,川边大部分县均被藏军占领。1925年刘成勋任西康屯垦使时,辖区仅剩康定附近及康南一带共11个县。
当初刘文辉尚在川南叙府崛起时,盘踞西康一带的是他的前辈军阀刘成勋。为了侵吞刘成勋的防区,刘文辉搞突然袭击,打着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巧取豪夺西康这块地盘。刘成勋在被刘文辉队伍追击的紧急情况下,率弁兵数十人狼狈逃窜,行至离雅安城40里处的桔子岗,突遇数百土匪拦路抢劫,杀声四起,刘成勋似惊弓之鸟,丢下了几十口大箱子只顾逃命。几天后,他让部下拟了份电报发给刘文辉,声称即日下野,然而又在报纸上登出声明:愿回老家大邑休养,再不出山。
那时刘文辉是胜利者,他没有把西康放在眼里,只是象征性地在第二十四军军部边务处之下设了个西康政务委员会,敷衍其事。然而仅仅只过了5年多,刘文辉再次回到西康时,心境和原来完全不同了。
此时刘文辉所能掌控的西康,只有康定以西、金沙江以东这小小的一块地盘,实在与一个省的名称不相符。更让人沮丧的是,雅两属中,除雅安他还驻有部分军队外,其他地盘上仍是由刘湘的军队把持,而且雅、宁两属行政上也属于刘湘的四川省政府管辖。每当一念至此,刘文辉心里像针扎似的痛。为了早日拼凑成省,刘文辉于1935年5月就要求国民党中央,将雅、宁两属划归西康。蒋介石下令,让四川省政府核定,省政府主席是刘湘,对此事坚决反对。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来。
心情郁闷至极时,刘文辉邀请夫人杨蕴光,去游览了雅安的苍坪山。在几个弁兵侍卫的伴随下,脚踏台阶,拾级而上,拐过几个弯,就隐约可见山顶上那座观音阁了。这座寺庙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寺庙坐南朝北,气势恢宏,但是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显露出了衰败与荒凉。殿内杂草丛生,四面的墙体和门窗已经破损,雕梁画栋也被雨水侵蚀得脱落了。这一切,正好暗合了刘文辉的心境。在寺庙的门楣上,刘文辉看到了一副楹联:“人生如梦,争夺名利归泡影;法界唯实,也悟虚幻成大觉。”他一字一句地咀嚼,品出了悲怆的韵味。扭过头来对夫人杨蕴光说:“这么多年打打杀杀,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换来的却是如此一个惨淡结局,人生无常,真是虚幻无边啊!”夫人杨蕴光安慰他:“不要灰心,失败了可以再来,我们不是实实在在生活着吗?你还可以当未来的西康省主席呢!”在夫人的安慰下,刘文辉的心情好了许多。寺庙的主持是个银须飘飘的老僧人,他给刘文辉卜了一卦,断言刘将“生命始于四十”。刘文辉半信半疑,随手掏出一大沓钞票捐赠,又许下诺言,将来若有东山再起之时,必来捐资维修寺庙。凑巧的是,刘文辉40岁时确实是个转机,那一年他当上了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刘文辉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资助了一笔重金,将观音阁修整得金碧辉煌。当然,这是后话。
刘湘死后,刘文辉再赴南京找蒋介石,旧调重弹,要求西康建省。此时蒋介石也是另有想法,要借刘湘之死完全控制四川,下令撤销刘湘的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同时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结果,遭到了四川军阀旧部各实力派的联合抵制,只好临时变阵,让刘湘旧部王缵绪做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他把原来属于四川省的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归了西康,并在财政上给予补贴。
1938年3月14日,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同年9月撤销建省委员会,改组西康省政府,将原西康行政督察区和四川省所属第十七、十八行政督察区合并,建置西康省,实行四川、西康分治。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为西康省首任省政府主席。
“生命始于四十”,这一年,刘文辉正好40岁。西康建省,当上了省主席,刘文辉的心慢慢归于宁静。尽管西康省偏远贫瘠,但是刘文辉对这块土地已有了感情,他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让西康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在世人面前焕发出神奇的光彩。卢沟桥事变以后,西康成了抗战的大后方,成了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刘文辉为这个新建的省确定了目标:化边地为腹地,向内地各省市看齐,真正担当起抗日大后方的重任。
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康省参加过科考摄影的孙明经回忆,西康省的成立大会是在康定城外一个平坝上举行的,那天正好是元旦节,场面隆重,规模浩大,四处张灯结彩,满街插着彩旗,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会场上,坐满了戎装的军人,戴礼帽的官员,身披袈裟的喇嘛以及穿戴民族服装的藏民。进出会场的大门口,竖立着柏枝搭成的牌坊,武装士兵威风凛凛护卫在两旁。刘文辉端坐在主席台正中,他宣布开会后,全体肃立,恭读孙中山遗嘱,静默三分钟。刘文辉平时消瘦清朗的脸颊,那天也显得有些兴奋,在台上慷慨激昂,诉说新建西康省的大小目标。
1939年的康定,因为西康省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现了罕见的振兴气象。军人出身的刘文辉,带头做起了每日坚持开会办公、苦坐办公椅的榜样,他为政治机构运转立下的许多规章制度,也开始见到了成效。当时,西康省府各厅处长每天除分别正常办公外,且于夜晚十二至一点钟由主席刘文辉领导联席办公,对重要事件当场即时解决,不劳收发传达的传递,这样的联席办公对工作效率增加不少。而当时康定的国民月会,更是被刘文辉视作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西康每次国民月会的规模之大,几乎可以用倾巢出动来形容。月会气氛是严肃而认真的,“曾经有一位喇嘛由于在月会中迟到了,众目睽睽之下,竟被刘文辉当场下令让他面对孙中山画像罚跪。”在西康一隅,刘文辉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逐步完善了政治治理;同时锐意经营,整顿吏治,开办矿山,兴建学校,团结僧俗大众等,使西康局势渐渐趋于稳定。几年间,刘文辉自以为欣慰的得意之笔有如下十项:一、建立起了一个武器修理所,随后扩建为兵工厂,使得战争中武器修复和供给的难题得到解决;二、办起了一个军政学校,在西康当地招收了一批青年,尤其是少数民族子弟,解决了他们的生路问题,因此和地方上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三、办起了几所中专学校,解决了当地青年升学就业问题;四、修通了几条工程艰巨的公路,大大便利了西康交通;五、加强了警察队伍建设,稳定了社会秩序;六、采取开放政策,鼓励私人经营,商旅往来,使市面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七、垦殖土山为梯田,扩大了耕种面积;八、整理沟渠,扩大了灌溉面积;九、开设图书馆、书店,在民众中普及文化知识;十、开设医院,推行西药医病,增进人民健康。
最后一个藏族女土司是刘文辉的干女儿西康省虽说地处偏远,却也逃不脱政治斗争的漩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成了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大体上说有这么四种势力:国民党,共产党,刘文辉领导的川军第二十四军以及当地喇嘛和藏民。
刘文辉意图长远,要想在西康站稳脚跟,必须和当地土著搞好关系。西康省当时由无数大小土司实行封建割据,其中,甘孜城的孔萨土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宗教上都首屈一指。甘孜城坐落在西康省北部,城中的制高点是一座寺庙——甘孜寺。这座寺庙是康北地区最大的黄教寺庙。执掌孔萨家族大权的是位女子,名叫德钦汪姆(1917~1951)。孔萨家族不仅由藏族女土司德钦汪姆掌管着甘孜州的世俗社会,她的叔父二世孔萨香根活佛还管理甘孜寺,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宗教首领。德钦汪姆能骑马,擅射箭,浑身上下散发着自由与野性,娇柔中透出一丝威武,让人艳羡。
为了拉拢收买这位年轻美丽的藏族女土司,刘文辉把德钦汪姆收为义女,并多次在自己的部下中为她挑选女婿,想实现一桩政治联姻。但是德钦汪姆天生是桀骜不驯的性格,像一匹拢不住羁头的小野马,并且她也不肯轻易落入刘文辉安排的圈套中——尽管她在义父面前整天笑眯眯的,像个天真无邪的少女。
在几种政治势力之间,她像踩钢丝似的小心翼翼地做着自己的选择。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甘孜,打出了“兴藏灭蒋”的旗号,在喇嘛和藏民中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建立了藏区第一个地方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甘孜州苏维埃博巴政府(博巴是藏语“人民”的意思),德钦汪姆被选为副主席,这年她才19岁。由于甘孜博巴中央政府存在的时间太短,多数机构有名无实,无人负责开展工作,许多当选领导的人选(包括主席泽旺邓登、副主席德钦汪姆等)都没有到任,德钦汪姆的这个苏维埃副主席实际上等同于一个虚衔。
但是义女德钦汪姆担当起这个虚衔,刘文辉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刘文辉心情变得乱糟糟的。
早在民国初年,前藏达赖借助英国势力武力进逼后藏,班禅带了一班人马赴京求援。当时北洋政府正处于乱局之中,无暇顾及西藏问题。班禅一行就在北京住了下来,虽说得到了应有的礼遇,但总免不了忧心忡忡。到了三十年代初,十三世达赖在英国操纵下,公然闹起了独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西藏事态的来严重性所迫,决定送班禅回西藏,形成一种对达赖独立势头的牵制力量,也能使蒋介石的势力名正言顺地向西康省渗透。
1934年,蒋介石发表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为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并成立了宣化使公署。与此同时,国民党兵工署配备给班禅步枪8000支,班禅又在上海购买得意式步枪2000支,手枪数百支,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并配备有200余人的警卫大队。1937年,九世班禅组成了返藏的“班禅行辕”,离开南京,取道青海,浩浩荡荡进入西康。
对于班禅行辕的到来,各方势力集团的态度是不同的。达赖几次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只允许班禅及少数几个随从进藏。南京政府一方面回电,要达赖不用多虑,武装护送的仪仗队并无他意,只是出于班禅一路上安全的需要。而刘文辉最初的态度是表示欢迎,他深知班禅在藏族地区的影响力,期盼班禅的到来能形成一支与达赖相抗衡的力量,便于他渔翁得利。谁知班禅一行走到青海玉树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班禅一行原地暂驻待命。而就在这期间,九世班禅不幸圆寂了。
青海省是军阀马步芳的天下,玉树驻扎着马步芳弟弟马步青的一个旅。班禅行辕担心营中上万条枪支会遭到马步芳的劫持,决定火速离开玉树。但是往哪儿去?却又感到迷茫。正在这时,刘文辉派人前来接洽,请班禅行辕一行暂时去西康居住,进可以继续进藏,退可以撤回重庆。就这样,班禅遗体从青海玉树送到了西康甘孜,谁知道班禅行辕到了甘孜之后,见此地水草丰茂,遂起了定居甘孜之心。这使得刘文辉大为光火。
再说九世班禅圆寂之后,朝野震惊,迁移到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决定派大员前往甘孜祭祀。祭祀使的人选本来内定是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吴忠信,但是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毛遂自荐,说他是佛门弟子,曾拜班禅为师,愿意“吃这趟苦,受这茬罪”,去甘孜走一遭。戴院长愿吃苦受罪是假,真正的用意是冲着钞票而来。他让手下做了个50万的开支预算呈报财政部,因数目太大,财政部感到为难,转呈蒋介石批复。蒋总统一见戴院长的手伸得这么长,连连摇头,提笔批了八个字:“国库空虚,一切从简”。财政部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也就只批了30万。戴季陶嫌钱少,迟迟不肯动身,财政部经请求蒋介石后,给了戴院长一个台阶,对他说“如若不敷,再行追加”。戴季陶这才下令启程。
刚一进入甘孜,就见到了带着一彪藏兵人马前来迎接的德钦汪姆,戴院长接过女土司献上的哈达,兴趣盎然,赞不绝口,连声夸她是“藏家一支花”。德钦汪姆礼毕,恭请戴院长到帐篷里歇息片刻再上路。在帐篷里的交谈,又别是一番情致,女土司德钦汪姆亭亭玉立的体态,彬彬有礼的举止,落落大方的谈吐,无不给戴季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即作出了一个决定:要收德钦汪姆为干女儿。
消息传到了远在成都的刘文辉耳朵里,他心急如焚,发来一个加急电报:请戴院长对收干女儿之事三思而行。戴季陶没有理会刘文辉的提醒,照样准备举行收干女儿的仪式。过了几天,刘文辉又来了一封电报,措辞更加强硬:坚决反对,如戴不听招呼,后果自负。戴季陶火冒三丈,执意要按期举行仪式,他手下几位幕僚前来劝阻,担心戴院长一味固执己见会影响与刘文辉的关系,建议收干女儿的仪式等回到重庆后再办不迟。戴季陶这才悻悻作罢。
本来班禅行辕的到来,刘文辉心情就极为复杂。一到甘孜,班禅行辕就与刘文辉失去了宾主之欢,他们“乐不思蜀”,想赖在西康不走,这使刘文辉很伤脑筋。现在国民政府的戴院长来了,不仅没有缓解矛盾反而添乱,对班禅行辕想赖在西康一事不表态,这便助长了班禅行辕留在西康的决心。果然,一年多后,发生了班禅行辕勾结当地土司、头人的武装与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兵戎相见的“甘孜事变”。
刘文辉最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住在康定的他时有耳闻,义女德钦汪姆经常去班禅行辕,邀约一帮军官们打麻将。德钦汪姆打麻将只是由头,真正的原因是她看中了班禅行辕侍卫队21岁的少校队长益西多吉(结婚后改名孔萨益多)。据孔萨益多许多年以后回忆:“一次德钦汪姆派人叫我去玩,我以为又是打麻将,就把钱带上了。去后发现房子里没有别人,就闲谈起来。闲谈多时也没有人来,我意识到可能是德钦汪姆对自己有了好感。这样谈来谈去,也就更亲切了。后来我们相处的时间增多,还通过书信表达情意。”(降边嘉措:“情定西康——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原载《中国科学探险》2005年11月号)益西多吉出生于西藏日喀则江孜县一个普通藏民的家庭,叔叔是班禅的一位经师。6岁时,他跟随叔叔进了九世班禅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第二年又跟着叔叔南下印度去香港,半路上叔叔不幸病故,临终前将他托付给班禅行辕的一位堪布。那位堪布带着益西多吉取道天津来到北京,把他送进了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那年益西多吉8岁。
13岁那年,阎锡山在太原办了所北方军校,来香山慈幼院挑选学生,益西多吉和另外几个藏族孩子被选中了。他在北方军校学了3年,除了读书外,还学会了挖战壕、炸桥梁等实战技能。毕业后被选送进了班禅行辕,最初是担任班长,三年后提升为卫队长。到他跟随班禅行辕进入西康时,手下的队伍已有200多人。
益西多吉年轻英俊,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加上卫队长的身份,这一切都对女性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德钦汪姆虽说是个女土司,遇到如此充满魅力的小伙子,也只能乖乖投降了。半个多月后,德钦汪姆托叔父香根活佛去求婚。班禅行辕的外交官回答得也很俏皮:“行辕对这门婚事没意见。不过,她义父刘文辉恐怕不会同意,还得拜托活佛去疏通。”
到了刘文辉那里,香根活佛碰了一鼻子灰。听说德钦汪姆要嫁给班禅行辕的军官,刘文辉脸上早已挂不住了,在他看来,班禅行辕无疑代表着南京政府的势力,义女作这样的选择,是一桩蕴含着阴谋的政治联姻,恐怕将来会对自己不利。他断然拒绝了香根活佛的请求,声称自己今后会对德钦汪姆的婚姻负责。
第二天,刘文辉去找德钦汪姆。他说出了几个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人物,有富绅之后,也有巨商之子,让德钦汪姆选择,女土司只是摇头,对义父挑选出的郎君丝毫不感兴趣。德钦汪姆已经被爱情点燃了,她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和益西多吉结婚,共度幸福的一生。
在这个念头的支使下,女土司决定不听义父的劝阻,要与益西多吉举行婚礼。请帖发到草原上的各个帐篷,到了举行婚礼那天,孔萨属下的大小头人纷纷赶到孔萨官寨来庆贺。一阵牛角号吹响,又是几声土铳响过,大伙正在喜庆之时,甘孜县长章家麟带着一营兵,突然包围了孔萨官寨,宣布奉刘文辉主席之命,收缴官寨内所有人员的枪支。前来贺喜的人一个个被缴械,签字画押后被逐一遣送离开。偌大的一座土司官寨,只剩下一名经师,一个走不动路的老喇嘛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佣。
女土司德钦汪姆被扣押了。甘孜地区的僧俗民众感到意外,他们派头人前来谈判,要求释放德钦汪姆。章家麟早已得到刘文辉的旨意,摇头晃脑地说:“放人可以,得先让班禅行辕撤离甘孜。”谈判的头人虽说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怏怏而归。就这样,德钦汪姆整整被囚禁了一年。从权力和情感的巅峰忽然跌至低谷,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年轻美丽的女土司茶饭不思,度日如年。
甘孜城笼罩在一种不安的气氛中,拘押德钦汪姆的那座孔萨大楼,牵扯住了所有目光,成为矛盾的焦点。按照刘文辉原来的约定,要将德钦汪姆拘押一年,如今约定的时间到了,头人代表一次次前来说情,继续要求释放女土司。刘文辉仍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放人。驻扎在甘孜的班禅行辕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日夜紧张对峙,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
有一天,在官寨烧茶的一个丫鬟出城回家,这个藏族姑娘没见过什么世面,看见陌生人神情有些慌张,被守城的二十四军士兵当作了送信的密探,大声朝她吆喝。姑娘慌乱之下,提起裙摆匆匆逃跑,士兵一梭子子弹打过去,她一头栽倒在青祼田里,鲜血流淌了一地。姑娘的死成了导火索,在班禅行辕的组织下,甘孜寺的喇嘛组成了敢死队,与当地数千藏民向刘文辉的部队和县政府进攻。益西多吉一马当先,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经过几天激战,刘文辉部节节溃退,班禅行辕攻占了一系列据点:碉堡、县政府和孔萨官寨,被拘押一年之久的德钦汪姆重获自由,终于与益西多吉重新团聚了。
这次史称“甘孜事变”的混战,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被班禅行辕歼灭了一个连的兵力之后,刘文辉恼羞成怒,调动大批军队展开猛烈反扑。交战正酣之时,双方均接到了国民政府的急电:目前前方抗战,后方不应扰乱,班禅行辕部队应立即从现驻扎地退回甘孜地区;二十四军所部不准逾越甘孜地界。并派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前往调查。班禅行辕和刘文辉之间的一场冲突这才得以逐渐平息。
1940年2月,刘文辉重新控制了甘孜地区,班禅行辕被迫离开西康,再回青海玉树。德钦汪姆、益西多吉以及他们的叔父香根活佛也一同去了玉树。这年春天,德钦汪姆和益西多吉这对历尽磨难的年轻人在玉树举行了婚礼。益西多吉改名孔萨益多,成为孔萨土司家族的正式成员。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年轻的孔萨益多,仿佛一下子心变老了。有一天,他附在刚从西康甘孜抢到青海玉树的妻子德钦汪姆耳边说:“我们去西藏吧。”德钦汪姆一愣,等明白过来后迅即点了点头。按照这对年轻夫妻原来的想法,他们想回甘孜,继续做藏民土司,过宁静祥和的日子。甘孜在藏语中是“洁白美丽”的意思,但如今那个洁白美丽的地方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纠缠不清、混乱不堪的各种政治势力,甘孜成了政治斗争的角逐场。现在,德钦汪姆夫妻最想去的地方不是家乡甘孜,而是遥远的西藏。
1940年冬天,她的叔父香根活佛先到西藏去为他们联络。
暂时留在玉树的德钦汪姆和孔萨益多,受到了青海军阀马步芳隆重的礼仪接待。马步芳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似地招待了这对新婚不久的土司夫妻,显然是有他的政治用意的。他一直想插手西康地区,与刘文辉争夺地盘,女土司德钦汪姆自然成了他争取的对象。而刘文辉也是个有政治远见的人,他担心马步芳与孔萨土司家族形成一股力量,联手来对抗自己。反复权衡利弊,还是不如把德钦汪姆接回甘孜,更加便于控制。于是派人前往玉树,作说服工作。然而德钦汪姆夫妻拒绝了刘文辉的邀请。既然西藏一时去不了,甘孜又不想去,他们只好继续留在玉树。
德钦汪姆有个舅舅叫降央庆泽,是拉萨德格八邦寺著名的活佛,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拉拢西藏宗教势力,邀请降央庆泽到重庆访问。利用这一机会,刘文辉派人带上重金,去做降央庆泽活佛的工作,请活佛出面劝说外甥女德钦汪姆返回甘孜。德钦汪姆在外流浪多年,思乡心切,听舅舅降央庆泽说刘文辉确实没有加害于他们的意思,这才松了口,于1943年冬天的大雪封山季节回到了甘孜。
可是重回故乡后,德钦汪姆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窘境。早先孔萨土司家族的土地、房屋和金银珠宝等财产,全都被甘孜县政府没收了,她去县政府追问,县长章家麟支支吾吾,说财产已经上缴到省政府了,他也无能为力,说着还摆开双手耸了耸肩膀。正好这年11月康青公路通车,德钦汪姆和孔萨益多商议后,揣着一份应退还财产的清单,乘车前往康定,去找义父刘文辉交涉。
一见面,刘文辉显现出了少有的亲热,吩咐厨师办了一桌丰盛的家宴,热情地招待德钦汪姆夫妻。可是谈到退还财产的问题时,刘文辉脸上露出爱莫能助的神色,盯着清单看了好一会,点头说他将给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去函,敦促财产退还。刘文辉此时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职,他与张为炯关系非常密切,请张出面担任西康省政府代主席,实际等于是刘文辉摇控指挥。如果说他真心“敦促”一下,义女德钦汪姆的财产并不难追回。然而刘文辉的“敦促”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德钦汪姆夫妻在康定整整等了3年,始终杳无音讯,每次去催问,得到的答复都不外乎是:战乱时期,正常秩序遭到破坏,这事还得慢慢来。
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政府显露出了败象,驻扎在甘孜的各种政治势力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悄然开始了秘密撤退。刘文辉此时已经和共产党方面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他的二十四军正处在起义的前夕。有一天,刘文辉派人将德钦汪姆叫来,一脸的诚恳和歉意,对她说:“这么多年来,干爸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请你不要太往心上放。”德钦汪姆脸上有点茫然,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磨去了她的许多棱角,她已经习惯于命运的各种安排。那几天,刘文辉专门抽出了时间,陪德钦汪姆跑西康省政府,找了十几个大小官员,终于将事情办妥,部分财产和官寨退还给德钦汪姆。
1948年秋天,德钦汪姆和孔萨益多终于从省城康定回到了甘孜,8年之久的流浪生活总算结束了。这时候德钦汪姆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后,她渴望过一种平静淡定的生活。事实上,德钦汪姆再也难以享受过去那种荣华富贵了,佣人前呼后拥的场景成了她回忆中的幸福时光。名义上政府归还了土地、房屋和财产,实际上土地正在进行土改,孔萨官寨在甘孜事变中已被烧毁,财产四处散失,能找回的并不多了。甚至连居住都成了问题,一家人无家可归,只好临时住进了甘孜寺里的一个小院子里。如今的德钦汪姆过着俭朴的日子,一切都靠自己动手,有时候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
1949年12月,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宣布解放。1950年11月,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在康定成立,德钦汪姆当选为政府委员,孔萨益多被任命为副秘书长。这时候的德钦汪姆没有什么重获新生的喜悦,她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长期的结核病使她常常咳嗽不止,1951年冬天,丈夫孔萨益多受政府委派,去康南进行社会调查,德钦汪姆结核病发作,被送进了解放军18军的医院,经抢救无效,病故身亡。
建国初,刘文辉调林业部任部长,离开西康省这块感情深厚的土地时,曾来到义女德钦汪姆的坟墓前,他在原野上采撷了一束野花,轻轻放到墓前的石碑上,沉默许久,感慨良多。
神秘的刺客挖墙脚是蒋介石经常上演的传统节目。为了分化瓦解刘文辉的势力,蒋介石对刘身边的人利诱拉拢,除了上面说到的刘元瑭外,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刘的亲信冷融。
冷融(1896~1943),字杰生,四川大邑人,与刘文辉是同乡,且有亲戚关系。冷有兄弟三人,都在刘文辉手下做过事。老大冷曝东,曾任川东尹道及西康省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等职;老二冷寅东,曾任西康边防副总指挥及川康边防军第一师师长等职;老三冷融,曾任刘的驻泸驻渝代表,一直是刘的心腹幕僚。他们兄弟三人,当时被人们称为“冷门三杰”。
刘文辉退守西康后,冷融以二十四军代表的身份常住南京,为刘奔走呼号,出力多多。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冷融与蒋介石搭上了关系。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刘文辉任主任,冷融以省府委员名义,回重庆负责西康驻渝办事处事务。蒋介石对他施展拉拢手段,开出政治支票,让他担任西康民政厅长,并许愿将来让他进一步掌握西康权力。有了奋斗目标,冷融干得更起劲了。
有蒋介石在背后撑腰,冷融胆子壮了许多,当着刘文辉的面也敢直言,有时候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有一次,刘文辉主持会议,讨论铲烟禁毒事宜,冷融站起来说:“西康无官不商,无商不烟,长此以往必定灭亡。”说到这里,刘文辉已有点不高兴了。冷融毫不理会,继续放言道:“国家之有军队,是用来保国卫民的。可是西康的军队,既不保国,又不卫民,抗日战争打得那么激烈,西康始终没派一个兵,而且专门种烟毒害人民……”冷融的话,让刘文辉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他借口小解,出门溜了一圈,再坐回位置上时,他铁青着脸,始终不吭一声。
1943年春,蒋介石调冷融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蒋、冷之间新添“师生之谊”,关系更趋紧密。回到西康后,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动员促使大批青年才俊离开西康,奔赴抗日第一线,这个“挖墙脚”的举动,让刘文辉大为光火。曾经不止一次私下对亲信部下说:“冷融这人忘恩负义,不够意思。”
1943年5月25日,冷融偕同译电员曾世民及其堂弟媳赵氏,乘人力车从成都回大邑,处理老家的一些事务,兼为他的父母拓墓。完事后,从大邑返回康定的途中,冷融坐在车上正在翻阅一本《曾胡治兵语录》,突然从路边蹿出5名持枪者,对着冷融一阵扫射,冷融倒在一滩血泊中,当场气绝身亡。
冷融遇刺事件发生后,成都行辕和四川省政府立即派人赶往现场,调查验尸,护送冷融的遗体到成都,并成立了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领衔的治丧委员会。其时,在成都街头出现了署名“西康正义铁血团”的传单,标题是“冷融在西康的罪行”,内容大致是,冷融把持西康党政,排斥青年党人,诬蔑西康军政人员种烟贩烟,所以才将其除掉。这份传单,透露了暗杀冷融的原因,等于是杀人者的一份自供。
6月25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扬冷融明令,称赞他“志行忠诚,才识优裕”,并颁发了嘉奖、抚恤、公祭等命令。在冷融的公祭大会上,刘文辉心情沉重,面色木然,感叹道:“人事沧桑,实难意料。我虽未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关于冷融之死,社会上各种传闻版本众多,最盛行的有两种:一是刘文辉指使,即买凶杀人;二是刘元琮听他幺爸刘文辉骂冷融忘恩负义后,指使凶手干的。无论哪一种,都与刘文辉脱不了干系,难怪他在公祭会上说出那番话。据查,神秘的刺客名叫傅德轩,是刘元琮手下的一名连长,刺杀事后,傅德轩携抢跑到大邑横山岗落草为寇,做了山大王。
顺便说一下冷融的妻子。此女名叫黄稚荃,被称作一代奇女,能诗擅赋,才情过人,其专著《杜邻存稿》、《杜邻诗稿》,被民国一代才女吕碧城誉为“今之李青莲”。丈夫遭暗杀,黄稚荃悲痛欲绝,一度消沉,后在其父黄沐衡(民国时期曾任四川省参议员)劝导下,重新振作起来,以孱弱之驱得享高龄,在文史诗画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
“新鸦片战争”以及刘文辉的艰难处境古城雅安是连接四川、西藏、青海的交通要道,历史悠久,1939年西康建省,雅安属西康省第二行政督察区,简称雅属。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雅属事变”,全雅骚动,各方震惊,省内外报刊竞相刊载消息,对刘文辉猛烈批评,在全国反响强烈,此事变甚至被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弥勒氏评论》报称为“新鸦片战争”,当时形势之险恶可见一斑。
提到“雅属事变”,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刘文辉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付;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为了应付日趋紧张的财政支出,刘文辉不得不使出下三滥的手法,试图靠种烟吸烟,来弥补捉襟见肘的经费开支。雅属烟祸的罪魁祸首,自然非刘文辉莫属。除了刘文辉的原因外,西康的一批县长也为虎作伥,他们与乡保、团练互相勾结,用低价买进种子,高价卖给农民,逼迫农民种植,不种的罚以“懒捐”。一时间,西康境内烟毒嚣张,乌烟瘴气。
种鸦片有利可图,而且是暴利,在巨大的经济利润驱使下,种烟贩烟者趋之若鹜。从1937年起,首先是天全、灵关等县突破禁令,在山里头种起了鸦片,第一年就赚了不少钱,其他人看着眼红,也纷纷将原来种粮的土地改种了鸦片。第一批靠种鸦片迅速富起来的暴发户,拿出部分种烟贩烟赚来的钱购置枪支弹药,办起了护烟的私人武装。从此以后,雅属各县鸦片凶猛泛滥,其“繁荣昌盛”的景象不亚于今日的“金三角”(缅甸、泰国、老挝三国的接壤地带,毒品种植和走私活动猖獗)。每年秋季,鸦片收获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红扑扑的罂粟花,像一片血色的海洋。每当到了这个季节,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就到处张贴韵文布告:“鸦片流毒,为害民生……”有趣的是,凡是张贴布告的地方,就必定有大小烟馆。一般旅客和当地瘾哥以张贴布告之地为烟馆的标志,已成为习惯的暗号,不论城镇乡村,照着张贴布告寻找烟馆进去抽鸦片,那是肯定不会错的。
1945年秋,刘文辉到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还都会议”(国民党中央政府从重庆迁还南京)。秋高气爽,满山红叶,一路上游兴浓郁,本来心情还是挺好的,谁知道到了重庆后,参加了一次西康旅渝同乡会,他的心情再也好不起来了。宴会上,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众人酒兴正浓,忽见一个清瘦汉子站起来,当场指责刘文辉纵容部属,违反禁政,在西康种植鸦片,抽收烟金,四处贩毒,危害乡民。此人叫赵锡麟,西康荥经县人,担任的职位是成都造币厂厂长。赵锡麟的话音未落,几个西康籍的学生刘成均、姜国光、杨通明等站起来大声附和,称刘文辉在西康推行的是奴化、毒化、分化的“三化政策”,学生们神情愤懑,义愤填膺,把刘文辉当成了公敌。起初,刘文辉还想反驳几句,但一看气氛越来越不对劲,什么话也不多说,起身便走。同乡会会长罗冠英(时任重庆工商学院院长)前去劝阻,刘文辉狠狠摔了摔衣袖,板着脸孔说道:“多谢诸位指教,回西康后若不铲除烟毒,誓不为人。”
刘文辉果然没有食言。回到西康后,下定决心,雷厉风行,大力实行禁烟,借以宣宣泄心中的愤懑。他先从烟祸最为猖獗的荥经县下手,派西康第一区保安司令杨致中率队前往铲烟。杨致中带领一队兵丁奉命开赴荥经,行至半路,正好遇到烟枭石文林,石见了保安队,拔腿就跑,士兵大喊:“站住,站住!”石文林慌乱中钻进一家磨房里,开枪向保安队打了一梭子弹。听到枪声,附近村落护烟的私家武装,由陶国禄、朱世礼等带队,立马召集人马前来阻击,三方面火力交叉,杨致中一看情况不妙,赶紧带着队伍退回到县城。
事后有人向刘文辉汇报,杨致中根本没有开枪还击,他一直躲在几块岩石背后,朝前边一个地名叫老虎坪的地方张望。据说,杨致中忌讳“羊落虎口”,怕在老虎坪这个地方栽倒,才下令撤退的。刘文辉听了汇报极为震怒,大骂杨司令无能,将杨致中撤职处分。另外委任了一个保安司令,继续进行铲烟,剿灭烟枭。
新上任的保安司令名叫张禄宾。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报答刘文辉的知遇之恩,张禄宾准备大干一场。他召集部队训话,声称若有人抗铲,就杀他个鸡犬不留。他还当场发给每个士兵五盒火柴,半斤煤油,见到烟区的房子就放火烧。1946年3月,张禄宾见队伍装备补充齐全了,遂带领队伍出发铲烟。谁知刚走出荥经县城不久,就遭到了武装抗铲队伍的围攻,对方向保安队甩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又打来一排枪,当场打死保安队的士兵10余人。见情势危急,张禄宾赶紧化装逃跑,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连续两次派兵铲烟,都以失败告终,刘文辉感到事情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两天后,刘在雅安召集军事会议,制定商讨查铲烟毒的作战方案。在会上,二十四军参谋长陈耀伦大胆放言,认为少数人鸣枪,并非有组织有预谋的抗铲行动,主张先摸清底细,以抚为主。陈耀伦是袍哥出身,与基层县、乡长关系融洽,他的屁股很自然地坐到了地方抗铲阵营的一边。与他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刘元琮,此人是刘文辉侄子(二哥刘文远的三儿子,小名刘三娃子),时任137师师长。他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拍,大声说道:“老虎不发威,被人当病猫,格老子不好好收拾这帮龟儿子,他们还真以为二十四军好欺负呢!”刘元琮当场向六叔刘文辉拍胸表态:愿意带人进山去铲烟,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刘文辉综合两方面的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
听说刘文辉可能采取“抚”的方针,地方乡绅无不表示欢迎。烟毒固然臭名远扬,但地方财政从中得到的好处也不胜枚举,如果真的将烟草铲光,他们蒙受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于是派代表朱静泉到雅安,请求刘文辉以不流血为原则进行处理。对于开枪打伤人的肇事者,他们愿意协助配合,绑交地方政府法办。
应该说这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于铲烟和反铲烟的双方都有益。但是当时的对抗情绪十分激烈,犹如干柴遇火星,一碰就着。
果然,一件意料之中的事还是发生了。
自从铲烟打响第一枪后,整个烟区的乡民日夜惶恐不安,为了躲壮丁,也为了避祸,村里的青壮年大多数跑上了山,他们成群结伙聚集在山上,互相间打气壮胆。这一天,乡民们又在晒经寺附近的山坡上集中了,有几个眼尖的爬到树上,观望周围有没有保安队。结果这一情况被驻扎在晒经寺附近的部队看见了,架起两挺马克沁机枪,对着人堆猛地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五人,打伤二十余人。
部队打死人,激起民愤,烟区的乡民早已有自卫的私家武装,此时毫不客气地冲上山来,与刘文辉的队伍火拼,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在私家武装的袭击下,张禄宾损兵近半,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对士兵们下令说:“给我放火烧,烧他个鸡犬不留!烧他个寸草不生!”士兵们得令后迅速行动,刹那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十几个大院被烧得片甲不留。被烧的乡绅有的原来保持中立,现在自己的利益受损,也朝保安队开起枪来。这样一来,张禄宾更疯狂了,溃败回荥经城途中,更是见人就开枪,见房子就烧,沿途十几个村庄的三四百间房屋荡然无存。
张禄宾疯狗式的焚烧战术,激起了荥经全县老百姓的公愤。适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朱世正,从抗日前线凯旋而归回乡探亲,在路上亲眼看到有乡民被流弹击中,倒在血泊里的惨状,见到此情此景,他热血沸腾地站出来说:“国家正规军烧民房,国法难容,天理不依。我朱世正如果继续袖手旁观,于心有愧。哪怕有灭族之祸,也要铤而走险走一遭!”朱世正振臂一呼,众人响应,和他一起回乡探亲的青年军官朱子江、李续风、杨明文、何家勋等,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荥经人民义勇军”,推举朱世正为总司令,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听候调遣,孤注一掷,准备拼个鱼死网破。
第一次与张禄宾的保安队交火,人民义勇军就大获全胜。张禄宾面对猛烈的攻势,无法招架,又故伎重施,命令部下在荥经城东门放火。结果火势很快被刚刚赶到的人民义勇军扑灭了。张禄宾带着几个卫兵化装出逃,行至金家湾时,被地方私家武装活捉,经请示朱世正,被就地执行枪决。并张贴出布告一张,上面写着斗大的字:“放火司令张禄宾,焚烧民房,枪杀无辜,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就地枪决,以平民愤。切切此令!荥经县人民义勇军。”
荥经现象是个颇有意味的奇特现象。当初,当天全、灵关、芦山、宝兴等县罂粟花漫山遍野开放时,荥经县竟然看不到一朵罂粟花,原因是地方乡绅极力反对种烟。刘文辉要从鸦片中增加收入,只能火中取栗,决意将荥经县种烟活动开展起来。正在这时,刘文彩向他引荐了一个人,此人叫唐湘帆,据说抓经济是一把好手,被刘文辉委任为荥经县县长。唐县长上任后,一改荥经县“没有一朵罂粟花”的现状,大力发展“鸦片事业”,由刘文彩提供从云南等地引来的烟种,迅速使荥经县后来居上,变成了红红绿绿的烟花世界。而且,荥经鸦片的质量也超过了其他各县,在市场上与名贵的云南烟土齐名。
唐湘帆经营荥经有方,不久便得到提升,到四川成都另谋高就。接手唐湘帆县长职位的是伍卓儒,此人是个书生型人才,读书做文章可以,仕途经济一窍不通,在大会上听刘文辉号召禁毒铲烟,信以为真,回到荥经后便带着自卫队上山铲烟。殊不知刚走到半路上,迎面射来一排子弹,伍卓儒怏怏返城。在家里左思右想,心中愤懑不平,于是将地方势力武力抗铲的情况添油加醋写成报告,让师爷滕抄两份,一份送省府刘文辉,一份送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当时刘文辉正在重庆接受蒋介石召见,蒋介石谈话中提到荥经县的武力抗铲,刘文辉大为紧张,意识到种烟贩烟活动必须有所收敛,这也成为他后来动真格铲烟的原因之一。
在委任张禄宾为负责铲烟的保安司令时,刘文辉还专门将另一个人请到刘氏公馆里谈话。此人就是陈耀伦,荥经县人,时任刘文辉的参谋长。民国年间的四川,陈耀伦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为人厚道,广揽门客,结交天下,曾凭借其在江湖上的资历和威望,帮助刘文辉收编了川西十八路土匪,牵头组织了“荥经袍哥会”,这个民间军人俱乐部性质的组织当时在四川很有影响。江湖上有传闻说,拿了陈耀伦的名片,在全四川吃饭不用给钱,直接记在陈参谋长的头上,店家到时候去陈府凭欠条结账,没有一个不乐意的。足以见出陈耀伦势力之大。在公务之余,陈耀伦还在书法上成就不凡,崇尚汉魏碑刻,勤于读书临池,逐渐自成一家,与齐白石、于佑仁、沈尹默、郭沫若等名家也常有往来。这样的人,刘文辉不敢怠慢,他对陈耀伦吩咐说:“荥经铲烟禁毒问题很复杂,你一定要协助我处理好,张禄宾做硬的一套,你就做软的一套,相当于戏台上的红脸白脸,总之要联手把这出戏演好。”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在陈耀伦心里,对铲烟自有他的一套看法。他认为要发展西康地方经济离不开鸦片,何况刘文辉军队的财政收入,也靠鸦片支撑着大半边天。因此,明里没说出什么反对意见,真正执行起来却大打折扣,只做表面文章,沿公路边的田垄铲除一些烟苗,以应付上头检查。
后来出场的是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琮。
刘元琮与陈耀伦,一直是面和心不和,铲烟运动进展得不顺畅,刘元琮怀疑与陈耀伦暗中使绊子有关。他将自己的怀疑对刘文辉说了,刘文辉支支吾吾,似有庇护之意。刘元琮也无可奈何,心中暗想,一定要给点颜色让陈耀伦看看。
刘元琮从雅安调集了两个团的兵力,分别是410团和411团,从始阳渡河,向前推进。朱世正领导的人民义勇军是临时拼凑起的一支武装,一旦和刘元琮领导的正规军交手,显然难以应付。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死伤人数上千人,成片的尸体无人掩埋,被士兵们堆放在一个废弃的铜矿洞里,泼洒汽油焚烧。几场恶仗打下来,朱世正的人民义勇军望风溃败,落荒而逃。
刘元琮怨气仍然未消。有人向他提醒说,保安队司令杨致中和张禄宾两次带队进剿铲烟遭遇围困,都有袍哥组织参与其中闹事,这是不是与总舵把子陈耀伦有关?刘元琮平时就对陈耀伦看不顺眼,听了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了进一步打击陈耀伦的气焰,刘元琮决定先斩断陈的爪牙,从陈身边最亲信的几个心腹抓起。杨国治是“荥宾合”(“荥宾合”是雅安等几个县的袍哥组织,总舵把子是陈耀伦)的副社长之一,又是二十四军副官处的交际主任,对刘文辉忠心耿耿。只是因为陈耀伦的关系,被刘元琮叫去“谈话”。明摆着的鸿门宴上,忽然蹿出几个提枪的士兵,强行将杨国治抓捕,戴上手铐脚镣,丢进大牢。另一位副社长叫俸新樵,听说杨国治被抓捕之后,主动来找刘元琮,见面三分笑:“师长,我愿随同去荥经铲烟,效我犬马之劳,大家共同来为刘主席分忧。”俸新樵这是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随军行至半途,他突然溜之大吉。还有一位副社长叫沈季和,听说杨治国被抓、俸新樵潜逃的消息后,害怕祸及己身,也连夜化装成一位老太婆,翻墙脱逃,乘汽车去了成都。
想要抓捕的三个副社长,有两个竟然溜掉了,这使刘元琮大为光火,他秘密安排武装特务,严密监视陈耀伦所居住的“半随山居”,并在雅安城密布岗哨,防止陈耀伦逃跑。同时,又下令将部下阵亡士兵的尸体,一律全都抬到陈耀伦的公馆门口示众,然后掩埋在陈家大院的花园里。并且派人到处张贴标语:解散荥宾合!打倒陈耀伦!陈耀伦见处境维艰,秘密托人弄了只小渔船,乘着夜色,从雅安西门翻墙下河,坐上小渔船顺羌江而下,在姚桥上岸,乘上早已备好的一辆小轿车朝成都隐去。
对于禁烟铲烟,刘文辉心情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罂粟花是种在地里的摇钱树,可以弥补自己军政经费的不足;另一方面上头号召禁烟,一度查得非常严,刘文辉必须要装样子做给国民政府看。哪料到几次禁烟行动下来,竟成骑虎难下之势。只能在内心里叫苦不迭。他找来侄子刘元琮耐心谈话,委婉批评他不善处理关系,将原属于二十四师力量的陈耀伦等人逼走了。刘元琮嘴里没说什么,心里窝着一肚子气。对发生在西康的反铲烟行动,他认定为一场反叛骚乱,其核心是想动摇二十四军在西康的根基。刘元琮决定再次重拳出击,积极布置军事行动,下令409团、410团组织进攻,并贴出布告,重金悬赏人民义勇军总司令朱世正等人首级,一颗人头重赏1亿元。
而此时远离西康的重庆、成都两地,另一场风波正在酝酿之中。
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张笃伦,对西康这块土地一直有觊觎之心,据内部传闻说,蒋介石已秘密许愿让他将来出任西康省省长。张笃伦(1892~1958),湖北安陆人,早年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学校,与刘文辉有校友之谊。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校友关系变得很脆弱,他暗中收买了一些人,组成一个反刘文辉同盟。
在张笃伦收买的名单中,有个人叫朱镜泉,是义勇军总司令朱世正的侄子,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当教员。他在成都秘密串联,大造舆论,认为刘文辉对管辖下的人民大开杀戒,采取焚烧战术,滔天罪行让人发指,准备在国民代表大会上对刘文辉提出弹劾案。尤其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西康籍学生,听说刘文辉在他们家乡滥杀生灵的惨状后,一个个义愤填膺,纷纷上街贴标语、发传单,通电全国各高等学府,抗议刘文辉的“暴行”。新闻报界也配合行动,重庆《益世报》、《新蜀报》、《扫荡报》等都先后予以了专题报导,《益世报》更是以“西康发生鸦片战争”为题刊出了头条大字新闻,震惊旅外西康籍人士。国民党中央社也发了消息,使这股怒火燃烧到了全国。在上海,27家报纸除了刘文辉作经济后盾的《建设日报》没有什么行动外,其他26家报纸都出版了“反刘专号”。影响力巨大的《大公报》还刊出了《揭开西康神秘之谜》的长篇社论,连载两天,列举西康政治腐败,文化落后,烟毒泛滥,私仇械斗,土匪遍地等种种现状,劝说刘文辉主动下台。
各地军政界高官的表态,无疑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阴阳怪气地说:“西康闹得真不像话。”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说:“西康不是刘文辉的西康,必须按人民的意愿和中央的旨意办,我支持你们。”在反刘浪潮席卷全川时,类似这样的话无异于火上加油。张笃伦还试图劝说陈耀伦等人反刘,陈耀伦因多年与刘文辉的幕属关系,表示不能同意,反而在关键时刻站到了刘文辉一边。从这一点看,刘元琮当初想抓捕陈耀伦等人,实是犯下了一个大错。
南京、重庆、成都等地,反刘浪潮铺天盖地而来,路人皆知。而漩涡的中心西康省反而比较平静,人们对事情的底细并不明了。但是刘文辉面临内忧外患,感到焦头烂额,处境日艰。为了缓和矛盾,刘文辉派出“灭火队员”刘家齐(字润之,云南玉溪人,时任川西北警备司令)去当调停人,在重庆农味村餐馆大张筵席,招待西康旅渝同乡。另一个“灭火队员”是刘文辉的女婿伍培英,在重庆济康银行楼上宴请重庆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宣传西康当局的“德政”与“建树”,又许愿送他们留学、安排工作等,重庆的反刘活动于是逐渐平息下来。就在那段时间前后,武汉《大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张笃伦将主持康政”。这个信号给参与倒刘的人士极大震动,他们私下议论: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猫搬甑子,白替狗干了一场,商议决定收兵。
张笃伦是蒋介石派往重庆行营的办公厅副厅长,后来又任西昌行辕主任,在职期间利用与彝人首领邓文富联姻的形式,大挖刘文辉的墙脚,一直被刘文辉视为心头之患。如果由这个人来主持西康事务,刘文辉的处境将十分不妙。这时候上海、南京等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比如上海《大公报》曾刊登出一篇署名文章“关于西康问题之商榷”,文章中说,西康问题——尤其是雅属,仅是全国的一部分,就算是把西康省主政者撤换了,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全国是一盘棋,只有全国问题解决了,西康问题当不解自解。这种提法引起了康籍人士的普遍关注,报刊上这种声音一多,他们心中的怒火慢慢熄灭了。这支以西康本地人为主的力量,内心里从来都不愿意让外来人掌权,与其让陌生的张笃伦来统治西康,不如维系原状让刘文辉继续干。当然,只有刘文辉自己心里最清楚,为了买通舆论发出“另一种声音”,他可是没少掏银子铺路的。
发生在西康省的“新鸦片战争”,对各方面的损失和影响都很大。朱世正领导的人民义勇军被刘元琮派军队击溃,许多人离乡背井,逃亡到深山老林,有家不能归,处境十分凄惨。刘文辉在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也是如刺在背,苦不堪言。在一次聚会时,他私下对老友胡恭先说:“我现在对西康政务非常厌倦,想培养一些人来接替,我准备到外面去开拓局面。”胡恭先听到此话后十分惊讶,自然是劝慰一番。刘文辉说这番话并非虚情假意,他确实已挑选好了接替者,此人叫张为炯,后来果然接替刘文辉担任了西康省代主席。
胡恭先(1899~1986),字礼安,西昌礼州人,早年曾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担任过西康省参议会副议长等职。他对刘文辉有几句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与刘文辉自民国二十八年相认识以来,先后经省临参会及参议会阶段,过从较多,了解随之较深。我深感刘文辉过于聪明,过于集权,完全忽视兼听则聪,兼视则明古训。大权惟恐不集中,致部属皆俯首帖耳,无敢违言。亲佞远贤,恶善善恶,此其所以受人蒙蔽而不自觉,洎乎事变演成,顿然改图,虽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此种污点须信加拭拂,方能磨去,是否办到,尚待事实证明。”(胡恭先:《1946年的雅属事变始末》,原载《凉山文史资料选辑·雅属事件专辑》)1947年元月,蒋介石派特使张群火速飞成都,向刘文辉传达他对西康问题的意见:“国共相争,大局动荡,东北、西北和鲁南战局紧张,大家都要为党国利益考虑,必须与西康人民改善关系,认真对待雅属事件,如果共产党乘机在后方插手,出了大问题,中央将对刘失去信心……”刘文辉早已忧心如焚,蒋介石的意见正好帮忙他下台阶。他派人分别邀请了旅居成都的西康名流、学者、乡绅、学生代表以及军政界人员,到新玉纱街刘文辉公馆交换意见,刘文辉态度诚恳地讲话:“酿成这次雅属事变,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训,由于平时对部属管教不严,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感到很痛心。虽说其中有大小野心家从中挑唆,但我的责任也是不可推诿的。我们川康唇齿相依,不能自己扒开篱笆等狗钻,现在正值春耕时节,不能延误农时。当前国家多难,重在休养生息,诚恳希望诸位朋友伸出友谊之双手,以桑梓为重,大力协助我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把‘军民交恶’转为‘军民和睦’。我决心把一些不法不肖的军政人员清除免职,让大量西康有志青年参加康政,对参与过雅属事件的所有人员,决不追究,请他们放心。”1947年3月,刘文辉在雅安举行了“雅属行政检讨会”,在雅安的西康省军政大员、各县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宁、雅、康的部分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刘文辉在会上作了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呼吁与会者以大局为重,共谋后方安定局面。经过7天的幕前争吵和幕后交易,会议最终作出了四项决议:一,彻底禁烟;二,不收烟税;三,军政人员种烟贩烟者以军法论处;四,推举了陈耀伦等人上山下乡招抚私人武装,同时去各灾区发放赈灾款。
雅属事件后,朱世正经多人从中斡旋,终于回到了西康,被刘文辉委任为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荣、汉联防总队长。但刘、朱之间仍有隔阂,互设戒心,朱世正急于另谋出路。直到1年多年后,由民盟出面做工作,才使同是民盟会员的刘、朱双方坐到了一条板凳上,朱世正与刘元琮也在雅安见面,言归于好,沸腾喧扰了一年多的雅属事变,这才划上了一个句号。
刘文辉有个外号叫“多宝道人”,形容其足智多谋,点子特多,善于料事和用计谋,也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但是现在在地处偏远的西康他却栽了个大跟头。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等原因,各种政治势力在这里纠缠不清,尤其是烟禁开放后,袍哥、土匪、地主、民团、恶霸等各色人等,依仗其拥有的私人武装横行,军民各霸一方,导致西康省形成了一个多政府的混乱状态。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多宝道人”刘文辉的政治智慧也不够用了。

西康地区旧称川边,隶属四川。1933年军阀刘文辉败于刘湘后退据西康,并加紧活动西康建省。蒋介石为分化川康地方实力派,以便中央控制,于1934年12月任命刘湘为四…

雅安

西康地区旧称川边,隶属四川。1933年军阀刘文辉败于刘湘后退据西康,并加紧活动西康建省。蒋介石为分化川康地方实力派,以便中央控制,于1934年12月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时,也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筹备建省。西康地区原只有19个县,后经四川省政府同意、行政院批准,将四川的雅安专区和西昌专区划归西康省管辖。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康定,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全省辖雅属、康属和宁属共33个县、3个设治局,面积共35.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人。

档案

1939年1月1日,在抗战的烽火中,西康省正式建省。1955年9月,西康省正式撤销。八十年弹指一挥,西康省却在中国西部烙下了深深的一道烙印。今天,让我们走近这段历史,从浩繁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当中,发掘出当年西康建省至撤销的一段段往事——

图片 1

1939年全川总动员宣传大会游行场景

建省

“雏”议

1904年8月,英国借口保护英商人安全自由通商,从锡金进兵西藏,发动了江孜战役,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拉萨条约》。

建昌道员赵尔丰一眼看透了英人的野心,上书四川总督锡良,在川边地区废除土司等特权,改土归流,设立县制,划为行省,以防止英帝的分裂手腕。锡良上奏清政府,请批准建省计划。“将腹地三边之倮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既定,则越巂、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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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西藏,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据称:“锡良嘉其议,据以入奏,廷旨报可。”这是一个较为系统的经营西康的计划,其核心内容是改土归流,西康建省,卫川图藏御英。

光绪三十年,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上“平康三策”:第一策是整顿治理西康与川滇腹地边境野番地区。第二策是将西康改土归流,建为行省。第三策是开发西康,联川、康、藏为一体,建西康省。

光绪三十一年初,川边地区发生“巴塘之乱”。事发以后,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建昌道员赵尔丰会同“剿办”。六月平定巴塘、理塘。随后,马维骐回川,赵尔丰留任炉边善后督办,处理巴塘、理塘改土归流事宜,并继续征战乡城等地。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锡良、绰哈布奏清廷“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川滇边务大臣的设立,揭开了川边地区改土归流的新篇章。

1911年,赵尔丰改署四川总督,以傅嵩炑代理边务。傅体察边情,于当年8月具奏清廷,建议川边改设行省,拟名“西康省”。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垮台,建省之议遂搁置下来。

图片 2

1939年1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时各族同胞参加仪式

川康

边防

1911年辛亥革命后,驻西藏清军相继哗变。

民国元年,袁世凯调四川都督尹昌衡任川边镇抚使兼西征军总司令,率兵西征。云南都督蔡锷也派滇军入西康声援。川军大破藏军于理塘、巴塘之间,收复察木多、乍丫各地。民国7年,西藏军队克陷昌都城后,将部队分并南北两路进军,北路方面军很快占领金沙江西岸十三县,并且渡江攻占瞻堆,包围甘孜。在英国仲裁下,于8月19日签订中藏昌都停战条约。

民国21年2月27日,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在巴安将当地驻军缴械。3月5日,格桑泽仁在巴安组织西康建省委员会及省防军。8月22日,西康事变解决,格桑泽仁离康赴成都。12月31日,内江会议令刘文辉部退往西康。民国22年8月17日,刘文辉于雅安发出通电,宣布驰赴西康,致力国防。

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同年3月10日,在康定设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统辖西康的民政财政。韩霈、吴泽三、胡人纪、陈启图四人任委员,龙邦俊为主席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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