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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民间涉外债务清偿政策的演变

导读:“商欠”,又称“行欠”、“夷欠”,是指广州地区的行商在对外贸易中欠下外商的债务。“商欠”问题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才最终结束,但实际上其由来已久。根

广东十三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产物。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于是广东官府便组织和指定一些商人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这就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出现和行商制度创建的重要背景。

内容摘要:清政府为维护天朝体制,积极清偿行商债务,先后采取了查封变卖行商家产抵欠、官员垫付、保商摊赔、行商联保偿付等政策措施,但由于未触及造成商欠的根源而不见成效。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清政府政策转变的起点,在被迫接受英国“官偿商欠”的要求后,清政府重新确定了商欠“官为代追,不为保偿”的制度,并将其载入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成为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清偿的基本制度。

“商欠”,又称“行欠”、“夷欠”,是指广州地区的行商在对外贸易中欠下外商的债务。“商欠”问题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才最终结束,但实际上其由来已久。根据已有研究,乾隆时期是
“商欠”的发生和初步发展阶段,嘉庆时期是“商欠”的进一步发展阶段,道光时期是“商欠”的恶性发展阶段。自乾隆二十四年,共发生近二十起严重的“商欠”事例,行商所欠债务更是日渐增长,起初仅为几万两,往后竟多至几百万两。比如严启祥的兴泰行,最终欠款高达232万两。

广东行商制度是明代官设牙行的沿袭和发展。康熙二十四年设关通商时,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关键词:行商;中外关系;商欠;政策;债务清偿;查封;涉外;关键词;制度;影响

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对外贸易收缩为广州一口,伴随着中外贸易的逐年增长,广州地区的行商独占其利,获取了巨额利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行商为何会欠下巨额债务,以致形成积重难返的“商欠”呢?

十三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发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划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由此,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行被区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类不同性质的商行,明确规定“洋货行”是专门经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机构。这文告还大力鼓励有钱人承充洋货行商,同时为保障行商的地位,规定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发给证明,才能承充。即使一人兼营二行,也应分别设行,各立招牌。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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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外商层面来看。其与行商的贸易往来表面看来是平等互利的,但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公平因素,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高利贷。除了个别行商,多数行商在起初经营时并不容易,为了争抢市场份额,有些行商便会不顾清政府的禁令,铤而走险向外商借款,而外商出借资金往往附加了高额利率。在这种情况下,行商一旦经营不善资金断链,便会无力偿还高额债务导致破产。严启祥的兴泰行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经营了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又很快濒临破产,欠下几百万两债务,就和受到了外商的高利贷盘剥息息相关。可以说,外商经营一切以利益为出发点,其对行商的欺诈手段是层出不穷的。

最初一批洋货行商人,多数是由原来在广东经营国内商业和对澳门陆路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洋货行商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

  摘
要:鸦片战争前,中国行商对外商的欠债问题是困扰清政府并影响中外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清政府为维护天朝体制,积极清偿行商债务,先后采取了查封变卖行商家产抵欠、官员垫付、保商摊赔、行商联保偿付等政策措施,但由于未触及造成商欠的根源而不见成效。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清政府政策转变的起点,在被迫接受英国“官偿商欠”的要求后,清政府重新确定了商欠“官为代追,不为保偿”的制度,并将其载入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成为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清偿的基本制度。这一政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从行商层面来看。行商拥有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基础上不断追逐更高收益,往往会忽视自身实力基础,有时为了周转资金,不惜饮鸩止渴。同时,他们身上也难以褪去传统商人的习性,在“末业致富,本业守之”思想的影响下,将大量的资金用于置地兴宅,以及捐官报效,以致于用于再生产的流动资金大受影响。此外,部分行商的生活十分奢靡,日常花销巨大。例如行商潘仕成拥有许多装修豪华的房产,其一生娶过近50名妻子,家中日常服侍的奴仆也达80人之多。

广东十三行和原来在广东的藩商还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清初的“藩商”中的一些人,在粤海开关后不久就转化为洋货行商人。

  关键词:鸦片战争 外债务 清偿 政策

再者,从清政府层面开看。行商获取的巨额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官府的敛财欲望。官府敛财或依据各式名目税收征取,或通过私下途径勒索获得。行商为了保住自己的垄断权,只能勉强应付。可以说,清政府的盘剥勒索无疑加剧了行商的资金周转困难。

以上就是广东十三行的由来。洋货行即是十三行。乾隆初年,“金丝行”改名“海南行”,“洋货行”
改叫“外洋行”,简称“洋行”。由此,广东十三行行商制度又叫“广东洋行制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行商曾经先后付过两期欠款,其余欠款以及附加利息则在《南京条约》中被规定下来,强迫中国政府全数偿还。从根本上来说,“商欠”问题属于商业纠纷,自然也应该通过商业手段解决。但“商欠”问题的最终解决却是英国用战争手段强行达成的,这明显是不合情理的。

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发给的行帖,方能开业。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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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九年,行商发展到十六家。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公行成立时有隆重的仪式,众商啜血盟誓,并订立行规十三条。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这时候的公行组织还是相当松散的,既没有共同的领袖,在实际行动上也未采取统一步骤。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外商多次要求取消公行,并以停止贸易相要挟。公行因而时存时散。但公行的存散,并不影响十三行的继续存在。公行成立时虽未能得到正式批准,广东官府对公行还是支持的。粤海关监督命令,除几种商品在行商加保条件下,允许行外散商与外商交易外,其他商品仍然完全归行商垄断经营,一切进出口税饷仍然由行商负责缴纳。行商一方面垄断广州进出口业务,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且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及向海关保证缴纳进出口关税,即所谓“承保税饷”。所以行商又称为“保商”。开始,“保商”只是保证向海关缴纳他所接纳的外商应付的进出口货税;以后,由于行商中有一些“资本微薄、纳课不前者”,于是从乾隆十年起,在行商中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令其统纳入口税款。乾隆十九年,清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出口货税、贡银,清廷搜罗之珍品,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并规定不但外商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而且十三行内有一行倒闭,各行要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这就形成了“保商制度”。

乾隆二十年,清廷又重申行商承揽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出口货的贸易,只有扇、刺绣、皮靴、瓷器、牙雕等八种手工业品允许行外散商、铺商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与外商交易,违禁则要受到惩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

从雍正年间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大肆活动,与沿海奸商相勾结,使清朝统治者深感不安。在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重新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就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了。

由于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地,广州的贸易特别繁荣起来,十三行的内外事务也特别繁杂、内部竞争特别激烈,极需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乾隆二十五年潘振成等九家行商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以及为了承保税饷、应付官差、备办贡品等方便起见,呈请设立公行,获得清政府批准。这是公行正式为官方批准作为经营对外贸易机构的开始。当时,参加公行的各行商选出首倡组织公行的同文行行商潘振成为首领以处理公行的内部事务。这种公行的首领,称为“总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重点放在“防夷”方面。

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的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和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人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对外商活动的限制更严格。还些章程,不只是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也是对行商所负责任的规范。这种“以商制夷”的办法在保商制度中越来越多地运用。以后来贸易的每条外国商船,不论是外商自择行商作保,或由行商轮保,保商不仅要对外商偷漏关税负责,而且,所有关于该货船其他一切事宜,也由保商向官府负责。外商如有违法之事,政府唯保商是问。

在广州行商制度下,十三行掌握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外商投行后,报关纳税以及出售购办等,一切贸易事务均由行商代理,日常生活也受行商约束,如不得擅自出入商馆,雇佣华人不得超规定之数,不得携带妇女入馆等等。十三行商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人。行商除了起垄断贸易、“代办”贡品、保纳税饷、管束外商等作用外,还要代清廷传达政令、文书,外国人的要求和礼品书信等,亦由行商向官府传达,不准外商和中国政府直接交往。行商成了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兼有商务和外交的双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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