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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美方在涉疆问题上的伎俩完全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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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产大出血被切子宫?高龄生产成主要因素

锐参考| 印度这位刚去世的“诗人总理”,曾推动中印摒弃前嫌——

原标题:锐参考| 印度这位刚去世的“诗人总理”,曾推动中印摒弃前嫌——

内容提要:和平、友好一直是中印关系的主流。妨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西藏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出现了积极变化,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呈减弱趋势。在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始终遵循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原则,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在印度对华政策方面,域外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印在战略层面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而非“零和”游戏。中印关系的友好、和平发展是亚洲大陆乃至整个亚洲光明未来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环球网记者高友斌报道
2009年即将划上句号,但是,印度方面对中国的指责似乎并没有结束的迹象。日前,印度多名前高官及学者对中国发起了新一轮炮轰。据印度“雷迪夫”网站12月23日报道,包括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和前陆军司令在内的人士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称,中国正在成为具有领土野心的“霸权国家”,中国今天对印度构成的威胁比1962年中印爆发冲突时更大。他们表示,印度不能信任中国。

  
参考消息网9月10日报道(文/苏丁德拉·库尔卡尼)当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在8月16日于德里逝世时(享年93岁),整个国家陷入悲痛之中,举国上下的村庄和城市都在为这位前总理的去世举行各类哀悼活动。

关键词:中印关系 边界问题 亚洲 未来

  报道说,曾担任印度前总理比哈利-瓦杰帕伊国家安全顾问的布拉杰什-米什拉日前在新德里出席一场新书发布会时说,中国当前对印度构成的“威胁”比1962年中印爆发战争时更大了。他说,中国已经改变了在克什米尔地区问题上的立场,这可能会给印度造成更大的威胁。米什拉说,印度应该记得,“自1962年以来,我们就有两个前线。重要的是,这两个前线从未同时活跃起来过。”他解释说,印度在1962年面对的是中国,在1965、1971和1999年面对的是巴基斯坦。“今天,中国的想法所发生的变化是,查谟和克什米尔‘是个问题’了”。他补充说,“这表明在未来四到五年后,我们可能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保卫自己,这不是没有可能。”米什拉还说,巴基斯坦的政策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中国已经变得“更加敌对”了。

瓦杰帕伊是除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外最受尊敬的总理。他也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印地语诗人、一位极富魅力的演讲者、一位出色的国会议员。作为一位温和的寻求共识的政治领袖,他总是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党派或个人利益的原则。他在印度总理位置上的时间只有六年(1998年至2004年),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将近70年。他从1957年起就几乎一直是国会议员,在70年代曾担任印度外长。

中国和印度互为邻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源远流长,关系密切,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和平、友好一直是中印关系的主流。虽然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印中人民是兄弟”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总体特征。1959年西藏动乱及随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以及1962年的边界战争,使中印关系跌入低谷。两国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缓和,80年代末实现正常化。此后30多年来,两国虽在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外交政策等方面仍存有分歧、不和,但已鲜有对抗。总体来看,两国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对话、交流、竞争但不对抗已成为双边关系的主要特征。中印两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学者和民众认识到,只要中印联手,亚洲就会和平,就会有光明的未来,就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米什拉继续说,中国并不是一个“谜”,“我清楚中国有一个目标,自1979年邓小平带着他的现代化政策出现以来就一直坚持的目标。30年了,我们可以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看到这一目标的结果。中国比印度更加强大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比1962年时更加严重了。”他说,过去两年间,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无论是在“实际控制线”问题上还是在中国的智库及官方媒体所发表的文字材料上,中国“正在走向霸权”。米什拉说,中国并没有完全解决自己的领土边界问题,中国同日本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存在海洋争端。“中国只是在等待时机,几年之后它就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表示,印度不能信任中国。但他承认,中国如今已经“完全控制”了亚洲。印度应该通过外交等多种方式保护自身的利益。

瓦杰帕伊政府开创了很多标志性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些举措加速了印度的经济增长。同时,历史也会记住他在建立印度和邻国的合作性关系(尤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以及推动和平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边界问题的影响在减弱

  他表示,中国在亚太拥有三个对手,即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但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有核保护伞,印度却没有,“印度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一形势。”他说,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印度的选举政治和腐败,印度“政治家缺乏国家安全文化”。

吟诵印巴和平诗歌

妨碍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西藏问题,不存在其他什么大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虽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分歧、对峙、武装冲突,乃至边界战争,双边关系因边界争端多有挫折和起伏,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大局的影响在减弱,双方对边界问题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管控,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更加务实,越来越具有战略眼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据“雷迪夫”网站报道,在米什拉担任瓦杰帕伊国家安全顾问时期,中印关系得到了大幅改善。2003年,时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是截至当时为止近十年来首次访华的印度总理。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947年8月,当英国殖民者离开印度时,他们分裂该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在1947年至1948年、1965年和1971年发生三次战争和一次小规模战斗(1999年,格尔吉尔,时任总理是瓦杰帕伊),然而战争之后克什米尔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作为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采取了一些果断、主动的措施实现印巴关系正常化。即使遇到了相当多的困阻、挑衅和背叛,他也不忘初衷、勇往直前。1999年,我有幸陪同瓦杰帕伊参与了一次历史性的拉合尔访问(乘坐大巴),在拉合尔受到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的迎接。在迎接仪式上,瓦杰帕伊总理表达了他访问巴基斯坦的身份是“和平的使者”,并且背诵了他经典的诗篇《Jang
na hone
denge》,以下是诗歌的中文选译: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互相为邻,唇齿相依;无论分歧或依恋,我们将面对共同的后果;我们所忍受之痛苦,必不能为我们子孙经历;战争为印巴不可承受之殇。

一是边境形势趋于平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开始凸显,并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叛乱、达赖出逃印度,特别是1962年边界战争使中印关系全面恶化,印度与中国走向战略对立,中国把印度政府视为各国反动派的领头羊之一。6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中印边界又爆发过几次严重危机。1970年,中印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但缓和进程因第三次印巴战争和印方原因屡屡受挫。1971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印控中印东段争议地区“东北边境特区”升格为“中央直辖区”。1974年9月,印度通过宪法修正案,把锡金变为它的一个“联系邦”,1975年4月又吞并锡金。1975年10月,中印边境部队在东段土伦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导致大使级外交关系迟至1976年9月才得以恢复。1979年2月,印度外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正式访问中国,拟就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全面交换意见,但未接受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互谅互让的“一揽子解决”意见。1981年6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进行了1960年以来中国政府领导人对印度的首次访问,双方同意边界分歧没有必要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障碍。同年12月,中印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在中断20年后得以恢复。自1981年12月至1987年11月的6年里,中印就边界问题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举行了8轮会谈,虽边界问题进展不大,但印度在1987年第八次边界会谈时在边界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开始有所有所松动,除边界问题之外的其他方面获得进展。1986—1987年,中印再度因扯冬和桑多洛河谷发生公开争辩和对峙;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此前在中国藏南地区成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宣布不予承认。

  另外,出席此次新书发布会的还有印度前陆军司令马利克。马利克警告说,中国具有“领土野心”。他呼吁印度政府尽快制定统一的国防计划。印度陆地战争研究中心主任布里格迪尔也在会上表示,中印之间的实力鸿沟正在扩大。他呼吁印度政府尽快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因为“从现在起15年后,中国就有能力发号施令了”。

当时他的演讲引发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然而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些坐在我旁边的巴基斯坦人眼中的眼泪。显然,这位诗人总理已经通过透彻心扉的诗句感染了国界彼处的人们。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有了重大进展。1984年10月,接任遇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接受访华邀请,中印关系的僵局被打破。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应中国总理李鹏的邀请,在其外祖父尼赫鲁1954年访华34年后作为印度总理第一次访华,恢复了中断28年之久的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被称为“破冰之旅”,标志着1962年以来中印相互对立的结束和新的睦邻关系的开始,中印关系走向成熟。此后,中印边界问题虽有争论、争吵,但都有效避免了武装冲突的发生。

  今年以来,随着印度政、军、学、媒各界接二连三地指责中国,中印关系屡遭寒流。除了部分媒体和官员多次诬蔑中国“入侵印度领土”外,印度还采取实际动作,向中国藏南地区部署军队,在紧邻中国控制的边境地区启用多年弃置的军用机场。最近,一向谨慎的印度总理辛格在访美期间也公开指责中国“展示实力”,并称中国“过于自信”。对于印度方面的指责,中国官方及学界曾多次予以回应和驳斥。

推动中印摒弃前嫌

二是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减少、共识增加。中印边界问题是典型的英国殖民主义的产物。中印两国在边界争端上的症结源于双方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解读上的差异。

我愿意在这里说一些我的个人经历,强调一下瓦杰帕伊总理为中印关系作出的诚挚努力。

英国在中印边界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者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通过精细谋划,狡诈地埋在中印之间的一颗炸弹。英国为了扩大英属印度势力范围,试图以文件形式划定英属印度的地理边界,为此采取了图谋西藏“自治”、制造“麦克马洪线”等一系列措施,为日后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了纷争的种子。中印边界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除了英国因素外,主要还由于中印双方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解读。

大家都知道因为未解决的边界问题,中印在1962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不愉快篇章。瓦杰帕伊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为两国关系摒弃前嫌、展开新篇章付出了真心诚意的努力。两国关系“破冰”发生在1979年,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与邓小平在北京会面。

人们通常把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主要历史事件,将西姆拉协定及所附的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此次会议及其文件的有效性,中印双方立场迥异。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虽然草签了《中英藏条约》草约,但并未在正式条约文本和地图上签字或盖章,中国中央政府通过三个管道[2]声明陈贻范的草签无效。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印度方面避而不谈,只是笼而统之地说,尽管后来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西姆拉协定,但“三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还进而主观得出结论,说西姆拉会议“确定了印度—西藏,西藏—中国之间的边界”。[3]印度政府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即宣布自然继承英印政府在与中国西藏关系上的“遗产”,接管英国有关西藏的所有条约权利和义务,要求中国接受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结果,承认“麦克马洪线”。印度的此种宣称显然没有半点道理:一是印度作为新独立国家,怎能“继承”殖民帝国的遗产;二是英国签署西姆拉协定时用的是英国政府——并非英印殖民政府——的名义,英印政府成员参加的是英国代表团的名义,独立后的印度有何“资格”来“继承”英国政府的权益!

双方讨论了解决棘手的边界问题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让边界问题绑架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全方位地改善两国关系。同时,尽力通过对话解决边界冲突,并且排除通过军事力量改变实际控制线的行为。

按照印度官方的立场,中印边界东、中、西段都已不存在问题。印度认为,其北部边界“不是习惯上早已被承认,就是已被条约所确定,或两者兼而有之”;其东段边界已在西姆拉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麦克马洪线并非一条新产生的边界线,“只是确认了那个地区长期存在的、基于种族的、自然形成的行政管辖线”,“具有完全合法的地位”。[4]尼赫鲁在195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声称,“麦克马洪线”此后将继续作为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边界。[5]关于中段边界,印度认为它沿河系之间分水岭延伸,所谓的根据是“旧时税收记录和地图”以及数百年来印度行使行政管辖权的范围界限。关于西段边界,印方坚称业已划定,所列“理由”是1684年的丁莫冈条约以及1842年10月查谟邦多格拉族统治者、克什米尔国王古拉伯·辛格与西藏喇嘛古鲁莎黑巴和清朝皇帝的代表三方签订的一项协议。[6]尼赫鲁虽然承认“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正式划定”,但在后来于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却要求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给印度。[7]

值得强调的是2003年瓦杰帕伊以印度总理身份访问北京,其间我陪同总理完成访问。此次访问后来成为中印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引领了中印双边贸易关系的突破——双边贸易在此次访问后呈现井喷式增长,从2003年的不足100亿美元到现在的800亿美元。此次访问也标志着双方通过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氛围趋向缓和。
(作者为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办公室助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中国历届中国政府一直不接受西姆拉会议的结果,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是明确认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但主张可根据历史实际情况,通过与印度进行友好谈判协商,重新商定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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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印度方面一直有明显误读,主要体现在把中国未做明确表态臆想成是对印度主张的默认。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没有及时对它宣布的政策提出质疑,如1951年和1952年中印在多个场合讨论印度在西藏的利益时,“中国政府均未提出有何边境问题需要谈判”;1953年12月中印就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会谈,印度政府的目的就是“解决数百年来的老问题”;[8]印度方面主观认定,1953—1954年中印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和签署协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显然失去了“就西藏与印度边境提出问题的一个机会”。印度官方间接承认,印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对中国友好,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问题上帮助、支持、同情中国,主要是想得到中国的报偿,其中最想要的就是边界问题。印度官方透露,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9]但中国政府未及时向印度提出抗议或异议,并不等于默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周恩来在1959年1月给尼赫鲁的复信中说:“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他还把“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与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说中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对此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10]

鉴于上述在边界历史问题立场上的根本性分歧,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再加上两国建国时间不长、外交上经验不足,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印在处理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时,言辞和行动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够成熟。80年代以后,两国及国际上对中印边界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客观、全面,双方过激或情绪化的言行明显减少。虽然两国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没有根本性改变,但在相关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特别是近年来,包括中、印及英国等国在内的一些学者,利用原始档案资料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责任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解读,提出了新的观点,甚至一些印度学者也接受了中国学者的看法,即英国当年在“麦克马洪线”及“西藏问题”上玩了阴谋,对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历史根源难辞其咎,负有直接责任。值得关注的是,中印学术界的研究和交流活动,为官方通过会晤、谈判推动边界问题的解决发挥了越来越多的咨询和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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