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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故事-灶王爷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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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皇家文玩中的上五玩和下五玩

张之洞和他的新政权梦


光绪二十六年,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则是庚子年,历史标签为八国联军侵华。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的谕
旨,亡羊补牢,试图为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朽帝国披上一件廉价的棉袄。慈禧在谕旨里,责成所有的中央显要、地方大员以及出使各国使臣,都来提提意见,说说怎
么样才能得到人才,才能改善财政,才能强化武备,才能振兴国势。限期两个月,所有人都要把意见呈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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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受到所有的新政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无论是专论还是在清末新政研究或张之洞传记中,大都只注重对此文本内容的阐述,[1]
而对文本产生的背景与经过以及其思想来源与影响关注得不够。本文拟着重对后者作进一步的考察。

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圆明园里的洋人们的狂欢尚未落幕,但这道谕旨的颁布,却已经为之后的清末新政打开了缝隙。

一、窥测内意和会商各省督抚联衔

张之洞虽然身在湖北,但凭借着自己在朝中的关系,早已从袁世凯等人处提前知道了新政的消息,故而,他对谕旨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精通宦术的他,接到上谕的那一刻,最想知道的,其实是这一谕旨的倡议者是谁,朝中具体有哪些人赞成,这可以帮助他确认朝廷是否真的想要变法。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1.29.),在“庚子事变”中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2]
这道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很快,张之洞的情报网就得出了结论:新政出自“圣意”,是慈禧提出来的,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均表示赞成,谕旨甚至还是由荣禄的门生所起草的。这些
信息,本来已经足够充分,可以让张之洞确信:这一次,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随后收到的安徽巡抚王之春的电报却让张之洞出了一身冷汗。

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举行新政”。[3]
因此,他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作出积极的回应。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便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甚至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4]
本来,这些信息已足以使他确认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是,安徽

王之春在电报里说:“我得到朝中军机章京们的密报……告诫我们,在回奏如何变法的时候,千万不要偏重西学……以中国古代思想立论,或许不会招致圣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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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变法,却又不能偏重西学,朝廷的态度让张之洞一头雾水。为了确认王之春的情报是否属实,他特地给姐夫鹿传霖去了一封电报。鹿传霖在回电里否定了张之洞所谓
的“小道消息”,但同时又委婉地劝告道:“谈论新政,不必拘泥于西学名目,以免授人以柄”。显然,鹿传霖变相地肯定了王之春的情报。

空欢喜一场的张之洞在给鹿传霖的回电里慨然长叹:“果然如此,变法二字可谓文不对题,仍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中国终归要走向灭亡!……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大变西法这一条出路。”

鹿传霖的忠告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张之洞此后虽仍然主张大变西法,但在行动上却一直相当地谨慎和收敛——枪打出头鸟,所以他告诫王之春,千万不要急于给朝廷回奏,先看看别人怎么说。

可以想见随后张之洞回奏的内容,除了敷衍,还是敷衍。而敷衍,则意味着绝望。

其实,张之洞对朝廷的绝望早已有之。

慈禧“红颜一怒”,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孱弱之国,同时对一箩筐西方强国宣战,就已经让许多有远见的地方督抚们寒心。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
一等人都一致拒绝参与这场荒诞的战争。当朝廷要求地方督抚派兵北上勤王的时候,张之洞留下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只拨给老太后一群缺弹少药的老弱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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