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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丨日本,美国“贸易战”下一个目标?

飞来峰

1941年日寇曾在华扶植“蒙疆政府”大量掠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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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疆地区是我国煤炭储量富集之地,当时勘查晋北、察南、包头的煤田储量为400亿吨。日寇占领蒙疆地区后,没收了民族资本的矿业,由日寇垄断金融资本所取代。1937年12月,日寇在大同口泉、宣化下花园开采煤矿,日产分别为1300吨、300吨。1938年大同、察南、包头石拐沟3个煤田年产100万吨,其中输入日本35万吨。1939年,日寇在口泉开设蒙疆煤炭液化厂,提炼石油。1940年,日寇为运输石拐沟煤炭,修建了包头至石拐沟铁路。日寇侵华8年,掠夺了蒙疆地区的煤炭约80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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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侵略者在蒙疆地区调查资源的基础上,假办企业之名,行掠夺资源之实,在满足屯军和侵略战争需要的基础上,其余部分运回本土。掠夺的资源主要有铁、煤炭、盐及各种农畜产品。

其实,在蒙疆政权建立之后,牧区经济更加恶化。这是因为“蒙古牧民所生产的家畜和皮毛,因受到统制和商人的中间榨取,价格无法提高,而一切输入的必需消费品如布匹茶烟等等,价格提升的比例,远在畜产品之上”。这完全是由于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所造成的。当时在蒙疆政权任职的扎奇斯钦就说:“驻蒙军委托大蒙公司代收,大蒙公司又把这一个得意的买卖分配给一般经常到蒙旗‘出拨子’的汉商。大蒙公司从军方以统制价格取得廉价的布匹、砖茶,把它分给汉商,再经过提高价格后,以压低的价格向牧民换取,也可以说是骗取——羊毛、皮革,交给大蒙公司,再由大蒙公司转纳军方。经过这些中间榨取,蒙古牧民的所得,其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与战前自由买卖之时相比,颇有天渊之别。”虽然对于豪利希亚的营利标准规定为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加上运费等也最多只能提高十分之一的价格,股票分红也定为十分之一,其余收益均要纳入基金,对于贫穷牧民何以赊账等等。但是,这种豪利希亚建立后,办事人员却大肆贪污,中饱私囊。牧民依然穷苦不堪。建立兴蒙委员会,本来是要振兴蒙旗经济的,但是据扎奇斯钦所言:“兴蒙委员会虽说是蒙古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可是它的预算在1943年度蒙古自治邦政府支出82841121元中只占6271433元,其实尚不及总支出预算的7.5%。在政府主要六个部门之内,就预算而言,它排列到第5位。当然就岁入而言,它的收入也是微乎其微。从这样的数字来看,也可以察觉所谓的蒙古自治邦政府,其主要行政对象仍是不能以纯蒙古的建设为首要的。”在蒙疆政权下,纯蒙古地区经济没有实质改善。

日本在军事上把该地区看成所谓“防共特别地带”,在经济上则以“蒙疆以东亚经济融合为前提,向日本提供煤,铁、羊毛等重要物资。从日本引进资源开发所需资本、资产、技术,建立日蒙一体的经济体系”为宗旨。竭力掠夺论陷区的资源,达到所谓“以战养战”的目的。“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是日本掠夺“蒙疆”资源的总政策。羊毛是该地区三大资源之一,又是重要战略物资,所以他们把羊毛纳入“军需物资”。对其生产、收购、输出、加工、价格等环节实行了严密的“统制政策”。下面就这一问题进行剖析。澄清日本经济侵略政策的真相。

1939年9月1日,日寇“顾问”金井章二主持将1937年拼凑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3个伪政权合并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由苏尼特右旗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1941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寇在中国扶植的第二个傀儡政权,作为侵华的军事基地之一——“防共特别区”。蒙疆地区位于察哈尔、绥远二省和山西省北部,包括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土默特旗、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和张家口市、厚和豪特市、包头市以及晋北部分县,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是日寇本土的1.5倍,人口565万。

随着战局的发展,日本运输愈显不足,于是决定在现地炼铁,兴建小型高炉。大东亚省在文件中说:“该项事业原来为了加强战斗力作为紧急措施也进行了考察,根据运营后的实绩考虑逐渐实行永久性的措施。”“关于蒙疆兴业宣化工厂和中山制钢厂天津工厂,各自与华北开发会社结成组合担当之。”大东亚省强调:“产品原则上目前全部供给日本。”“关于供给的方法,为了使生产者有良好的资金效率,要讲求华北开发会社从生产者包购、成批供给内地的措施。”
此后,龙烟矿便着手建立制铁所。1942年12月,龙烟铁矿制定出建设计划,从1943年1月起建设第一期10座20吨熔矿炉。到当年12月,全部建成点火。1944年8月,为防备空袭,开始建设地下式机器制造所(到战败已建成90%)。从1944年9月开始,又进行第二期两座1000吨熔矿炉的建设(到战败时已完成基础工程)。龙烟铁矿株式会社的规模不断扩大,到战败时年采矿能力已达到50万吨,制铁能力达到15万吨,从业人员9760余人,其中日方管理和技术人员有1441人,中国劳工7314人。


时间:2007-3-10 10:29:58 来源:不详

伪“蒙疆政府”下达了《粮谷管理令》、《主要食料品搬出取缔令》,强令农民向日寇“出荷”,即以低价向日寇出售农产品。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出荷”后所剩无几,他们和城镇居民只食用配给的劣质杂合面。日寇还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借以搜刮财富,毒害人民。

本来,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把察南、晋北和西部内蒙绑在一起,是为了依托察南、晋北来充实西部内蒙地区的经济,现在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于察南、晋北的铁、煤以及西部内蒙畜牧资源的掠夺上,要把蒙疆地区完全纳入到以日本为中心的战争准备型经济圈当中。这与德王等建立“蒙古国”的愿望相反。其实,日本并没有真正帮助所谓“蒙古建国”的考虑,而是一切要从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当时日本的智囊“中亚问题研究会”就提出:“既然是在皇国指导下的各民族,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皇国领导原理。蒙古民族也如此,要在这个领导原理之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民族才能复兴,要自觉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必须坚决否定比如独善其身的蒙古第一主义。”

蒙疆政权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建立的伪政权之一。其管辖区域包括察哈尔省南部10县、晋北13县和伊克昭盟的大部分地区,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以及张家口、大同、厚和豪特、包头等市。该政权从最初的察南、晋北、蒙古联盟3个伪自治政府。经过“蒙疆联合委员会”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形成集权式的统一政权。后又先后改称“蒙疆联合自治邦”、“蒙古自治邦”。但一般统称伪蒙疆政权。

1937年10月,日寇侵占蒙疆地区以后,勒令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分行和地方办的察哈尔商业钱局、绥远平市官钱局、丰业银行、山西银行大同分行以及私人钱庄停业,并没收它们的部分资本,停止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和地方发行的纸币、银票流通;逼迫银行和钱庄及老百姓用法币和地方纸币兑换伪满洲国和察南银行的纸币。这样日寇就以伪币套汇了合法的国家和地方货币,用来在国统区购买所需物资,从中大发横财。

【注】文章刊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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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以后,日寇侵略者派出东京工业学院师生调查团、国防资源第一调查队、绥远境内资源调查队等组织,对蒙疆地区的各种资源做了调查。他们对察哈尔的铁矿和晋北的煤,对包头石拐沟和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煤、铁、盐、碱、铅、油页岩、石棉等矿产资源做了详细的调查。1938年,日寇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根据调查资料,绘制出包括12种矿产物产资源蕴藏的《蒙疆地区资源集散图》。

为实施日本的掠夺计划,蒙疆政府大搞“施政跃进”。不顾开采能力和资源开发规律,实行野蛮掠夺。由于其计划指标太高,实际上并未全部实现。以大同煤矿1941年至1945年的开采计划与实际开采数量为例:1941年至1945年其开采计划分别为:300万吨、380万吨、500万吨、630万吨和760万吨。但实际开采出煤炭的数量是:221万吨、251万吨、227万吨、226万吨和169万吨。其实际开采量分别占其计划量的百分比为:73.6、66、45.4、36、22.2。八年抗战期间日本共从大同煤矿掠夺走煤炭1400万吨。从1939年7月至1945年8月,从龙烟铁矿掠夺走铁矿石3734605吨。

总部设在东京的兴亚院是日寇进行经济侵略的最高机构。1935年,日寇在察哈尔盟多伦县设立了兴亚院大蒙公司,1937年,迁至张家口市。到1942年3月,兴亚院先后设北平分社、蒙疆联络部,在张家口市设有支社,以下发展了31个公司,各公司又开设了很多厂矿,用来控制蒙疆地区和华北地区的交通、工矿企业。掠夺机构逐渐深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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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金融业

蒙疆政权管理粮食征收的机关是临时物资调整委员会,该会不但是一个行政机关,而且掌有临时物资基金和调整金、补助金等。其掌管事项包括:重要输出入物资收购分配及输出,对主要输出入物资调整金的征收与保管,重要物资价格的制定,对特殊机构的融资。收购粮食的指标是由蒙疆政府下达给各省、盟,由省、盟将指标下达到县、旗,逐级下达,一直到农户。为把农民手中的粮食尽量收上来,成立了粮谷组合部,在各地设支部。根据当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蒙疆政权在粮食管理上“不惟按口计粮,不准私存,且强摊硬派,竭力搜罗。仅萨县沙尔沁等9乡摊米4000担,限期交齐,否则乡闾长均处死刑。一面以贱价强买农民旧存粮食,秋收时又规定每乡设一公共场地,将所割熟禾积存该场,由敌统筹处理没收。并强迫点心铺及饭店一律停止营业至粮食分配,原规定每月每人分配食面7斤半经久重规定每月每人只准吃面6斤。于距城镇10里以内者,每户按人口计只准买一日之粮,30里者准买3日之粮。”1943年9月,丰镇县警察署派员下乡催交公粮,迫令连夜送缴,无力缴纳者被严刑拷打,当地九宫道道士李伍仁等起而抗辩,也被殴打,激起村民公愤,有一千余农民举行暴动,打死翻译官一名。丰镇县派出军警三百余人对农民进行镇压,打死多人,并烧毁民房以泄愤。

日寇政府积极鼓励国内财团、民间组织和个人到占领区办企业,蒙疆地区有三菱、三井、钟纺、蒹松等10多家建立的各种株式会社。据《蒙疆年鉴》披露:有蒙疆电器通讯设备、蒙疆电器、蒙疆汽车、蒙疆石油、蒙疆运输、蒙疆矿产贩卖、蒙疆不动产、大同炭矿、龙烟铁矿、蒙古食科、蒙疆新闻社等10多个株式会社。还有蒙疆兴亚、蒙疆畜产、蒙疆木材、蒙疆火柴、大蒙炭矿、大青山炭矿、日蒙制粉、满蒙化学纤维、满蒙皮革等58个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9亿美元。各公司虽然冠名为“蒙疆”、“大蒙”、“大青山”、“满蒙”、“日蒙”之名,实际由日寇各财团委派理事长、经理掌管,中国人只有虚名。

云母矿。云母作为战略物资,日本需要量较大,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从云母的主要产地印度进口已无可能,迫切需要在中国进行开发。大青山地区云母质地优良,日本发现在官村矿区埋藏量约200万吨,在红沙坝矿区埋藏量约200万吨,为此在张家口设立了蒙疆云母公司,在丰镇等地建立工厂,设计第一年的采掘量是1万吨。

为掠夺调查资源

畜牧业的主要产品是羊毛及皮革,日本将其视为战略物资。特别是羊毛,对于日本贸易平衡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日本每年要从澳洲购买两亿日元的羊毛,而日本对澳洲的出口只有7千万日元,为此,日本要支付1亿7千万日元。日本认为,如果能够从满洲、华北、内蒙进口相当于这些差额资金一半的羊毛,日本的贸易就会得到改善,就能一举成为输出国。1937年11月,日军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提出羊毛工业原料在国防、产业上的重要性,要对羊毛及其相关产业进行一元化统制,认为这对于日、满和华北经济圈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丧失欧美市场,更加扩大了对于蒙疆地区皮毛的依赖。当时,日本的三井、三菱、钟纺、日毛、兼松、满蒙毛织、满蒙畜产和大蒙公司等八大公司取得对于皮毛的完全垄断。在“卢沟桥事变”前,蒙疆地区每年输出的羊毛及骆驼毛有3500万斤至4000万斤,而输出的皮革数量则更大,因为这里是整个西北地区的皮货集散地。仅以包头地区为例,该地区1936年集散的皮货数量为:

铁矿是日寇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军工原料,察哈尔省龙烟铁矿是储量多、含量高的富矿,列为掠夺的重点。《蒙疆年鉴》称龙烟是世界着名的硅质赤铁矿,仅次于美国沽多林铁矿。1938年,由兴亚院兴中公司在张家口设的支社主持开采,大同、厚和豪特、下花园等地设有办事处。矿石运到北平石景山或日本冶炼,当年日产铁矿石600吨,上半年运回日本7万吨。日寇侵华8年,从龙烟铁矿运回日本铁矿石3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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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掠夺资源

在蒙疆虽然生产大米,但数量很少。由于日本人喜食大米,为此蒙疆政权发布了《大米收买统制要纲》,垄断大米的生产和销售,专供日本人享用。要纲规定,大米的收买、出售及其价格、等级完全由经济部长规定,在县里大米的指定收买人是农事合作社,没有农事合作社的县由农事协会负责,大米的收购场所原则上在产地的县城,合作社或农协收购的大米交售给临时物资调整委员会,大米收买指定价格是实际价格,大米购买资金由物资调整委员会代行商社下拨。

牲畜和畜产品为蒙疆地区的特产。为掠夺这些特产,“蒙疆政府”专设“牧业总局”,规定各种牲畜和畜产品均由钟纺、三菱、三井、大蒙、蒹松、满蒙、白毛等日资公司垄断经营。将收购数量下达各旗县,限期完成。这些公司统一定价,即所谓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公定”价格,如1944年牛肉的“公定”价格每公斤5元,市场价为20元;一匹马“公定”价格为800元,市场价为2000元;牛皮每公斤“公定”价格9.5元,市场价为100元;老羊皮每张“公定”价格23.5元,市场价为250元。抗战胜利后,据《晋察冀日报》调查:日寇侵华期间,在蒙疆地区共掠夺牲畜113万多头、兽皮378万多张、畜毛4450多万斤。

作为华北和蒙疆地区的统治者即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下发到各部队的《剿共指针》中,对于日本在华北、蒙疆的经济施策作了详细说明。其要点包括3方面,即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现地自给、对敌经济封锁。在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方面,《指针》中说:“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期待从中国获得各种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的取得对民生影响甚大,因此在彻底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的同时,还要考虑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依靠中国方面的责任和创意来确保所要物资的供出。”当时日本将“对华期待物资”划分为:供给陆军军需运到日本国内的物资(陆军对日供给军需物资),根据国家物资动员应在中国取得的物资(对日供给一般物资),作为陆军军需在中国取得用于现地陆军的物资(对日供给军需物资)。其对华期待物资主要有煤炭、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和普通铁、铝、盐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日本决定,对此要倚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集。华北方面军知道,大规模的对华掠夺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所以,在其计划中说:“不用说对华期待物资是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所要绝对确保的,由于伴随战局的激化对华期待量将逐步增加,所以针对中共的谋略或地下工作要加强对资源周围地区侦查、扫荡,对于物资收集运输的警戒工作也要加强支援。”华北方面军规定:“自给物资中,鉴于米、大麦、小麦、杂谷、棉花、胡麻油、皮毛、牛、烟草等对民生有重大影响,原则上要以大东亚省现地机关或通过其由中国方面收集。并且,自给物资的现地征集要积极使用中国方面的收买机关,重视富庶地区。”

组建掠夺机构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华北,按照日本军部中央的计划,是要把察南、晋北与北京伪政权合流。但是,关东军却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否定既成事实,有损皇军威信。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了巩固西部内蒙古地区就必须要把察南、晋北与西部内蒙划在一起。日本有人提出,从地政学角度看,“站在防共第一线的蒙疆政权是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但是在其居住的蒙古高原其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因此无法承担防共的重大使命。因而拥有500万人口和有压倒性经济实力以及经济能力很高的汉族及其所居住的察南、晋北两地区的资源对于维持蒙疆政权的财政以及一般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可以间接地完成防共的大使命。”根据蒙疆政权首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说法,当时关东军对于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地区是属于华北地区好,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好,要由金井来判断。金井通过对蒙疆地区的考察后认为:“张家口、大同、厚和是由北平向西,越过八达岭崇山峻岭各自居于平原,它们由京包铁道贯通,无论经济、产业,还是交通通信全为一体。”所以,“根据经验判断,将察南、晋北、厚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高度自治区域是非常妥当的。”由此,日本决定建立包括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的高度自治性政权即蒙疆政权。

日寇为掠夺蒙疆地区的资源,支撑其“以战养战”的侵略行径,首先对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早在1937年5月,大阪一会社派出15名工程师,对冀、察、晋三地的煤炭和可提炼石油的煤储量做了仔细调查。

满铁在主要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控制与掠夺的同时对“在华北的事业”也野心勃勃。在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制造“华北分离工作”时,满铁便在华北的经济重镇天津设立了事务所并开展了对华北经济资源的大规模调查,1934年5月派出调查员对华北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在其9项调查课题中,直接涉及蒙疆地区的就有:华北煤炭开发、平绥铁道、龙烟铁矿、华北的棉花、羊毛、皮革及石油、华北的盐等5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满铁积极要求成为华北经济活动的主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以关东军顾问的资格提出了《华北善后处理要纲并意见书》,同时还提出了《华北产业开发计划概要(草案)》及《华北交通对策要纲案》等。松冈主张:要在华北建立联省自治政府,招聘日本人顾问,由日本人指导进行产业开发。交通以及基本产业的开发由满铁承担。松冈把华北视为满铁的禁脔,要排斥其他日系公司染指华北。他提出,兴中公司“是对中国全体进行活动的机关,在华北是从事辅助满铁的活动。”但满铁“独占”华北的活动受到日本国内财阀和其他在华“国策公司”的反对。

1939年5月20日,由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组织的兴亚院联络部技师铃木勇为队长、陆军兽医本乡雄男为指导官,带领40人的调查队,又对蒙疆地区的各种资源经过数月调查,编印成40多万字的《牧业状况调查报告书》。该书由畜牧资料、牧业与民政、牧业与政治文化三部分组成。其中“畜牧资料”包括地势、交通、水源、农业、家畜、饲养、设备、交配、下仔、育成、挤奶、剪毛、放牧、防疫、卫生设施、交易作价16个方面,并且作了详细记载,为掠夺做了充分的准备。1940年,日寇对蒙疆地区调查的牲畜存栏数为:羊451万只、牛263万头、马50万匹、骆驼5.26万峰等。

原标题:【边疆时空】祁建民 | 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从防共基地到资源基地

1937年11月,日寇成立了伪蒙疆银行,作为伪“蒙疆政府”的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大同、厚和、包头、平地泉、丰镇、怀来、宣化、涿鹿、张北、多伦、延庆设了分行,东京、长春、贝子庙设了办事处,由蒙奸包悦卿任总裁,日寇山田茂二任副总裁,酒井麾马、刘东汉、沈文炳、吕登瀛任理事。1938年3月,在伪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分别设立了“实业银行”,均由日寇掌控。日寇通过伪蒙疆银行、伪实业银行垄断了蒙疆地区的金融业。

在关东军占领察南地区后,迅速建立了龙烟铁矿筹备处,由兴中公司于10月间即着手采矿,不久便建成宣化至水磨间的铁道,开始将所存矿石六万余吨向日本八幡制铁所输送(至1938年6月共向日本输送了7万吨)。蒙疆政权建立后,该矿继续委托兴中公司运营。

盐是蒙疆地区的又一种重要资源,1938年,年产80万担。日寇通过盐业组合,将盐外运,赚取高额利润,年运往伪满洲国达20多万担。日寇对蒙疆地区各族人民的食盐实行配给,不准私人贩运。

蒙疆地区特别是蒙古族聚居的草原地带牧业资源丰富。当时,有日本人认为:“蒙疆的畜牧资源同矿物资源一样是建立日元经济圈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据调查该地区1936年的畜牧业统计数字为:

日本对蒙疆经济政策的变化

为了垄断蒙疆的畜产贸易,满足日本需求,1938年10月28日,蒙疆联合委员会颁布了《毛皮类运出取缔令》,规定凡从蒙疆境内运出毛皮类货物时,必须经过蒙疆银行向蒙疆政府提出申请,由政府批准,发放许可书后使得放行。申请书中须写明毛皮数量、价格、购买地及目的地等。违反者将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又2000元罚金。蒙疆政权的垄断措施导致了该地区原有的皮毛商大量破产。蒙疆政权还把各皮毛商组成蒙疆羊毛同业会由日本人仓知四郎为会长,从行业上加以控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建立蒙疆政权,并不是为了帮助德王等实现蒙古建国,而是从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建立所谓的“防共回廊”。但是,随着日本对外战争的扩大,日本又将蒙疆地区作为主要的资源掠夺基地。这样,日本在蒙疆的经济政策也就经历了从建设、开发向统制、掠夺的转变。

石棉矿。石棉也是日本的急需物资,大青山一带的百彦沟、庙儿沟、后口子、乌拉山、狼山湾等矿埋藏丰富,战前日本即在这一地区进行过调查,发现其品质优良,推定储藏量为68万吨。日本急于开发,但在抗日军民的抵抗下,迟迟无法正常生产。

1937年10月,日本政府在设立企划院的同时,在内阁建立了第三委员会,其任务是“审议与中国事变相关联的在中国经济方面的诸事项”。主要工作包括:“从事对华经济工作的调查、立案,上报内阁总理大臣”和“联络对华经济工作各官厅的事务”。在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的《华北经济开发要纲》经陆军省送达后,兴中公司改组案也由参谋本部送上,第三委员会以特务部方案为基础,于12月16日制定出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此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华北处理方针》中得到体现。其中说:“华北经济开发的目标是增强日满经济综合关系,以此确立实现日满华提携的光荣基础。”要“支持我国广义国防生产力的扩充。”《方针》中提到要在华北建立国策公司的问题,“为了华北经济的开发和统制设立一个国策公司,要具体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全国产业动员的目的,要以此来进行组织。”该公司业务有:交通(包括港口和公路)、通信、发送电、矿产、盐业及盐利用工业,与华北方面军方案不同之处是在“矿产”行业方面删除了“矿产原料加工企业”部分,这就完全“把华北定为了原料供给地”。这里主要是指蒙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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